1860年10月

1860年10月，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皇帝逃往承德避暑山庄。联军对北京西郊的皇家园林圆明园进行了大规模的劫掠和焚毁，大火持续数日，园内无数珍宝、典籍、艺术品被洗劫一空，建筑化为废墟。这一事件被称为“火烧圆明园”，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文化浩劫。据资料显示，指挥劫掠的英军首领额尔金伯爵声称此举是为了报复清军虐待英法战俘，但其野蛮行径在国际上也引起了一些批评。圆明园的毁灭不仅象征着清王朝的彻底衰落，也深刻刺激了中国的民族意识，成为近代屈辱记忆的标志。此后，北京城的外围防御和皇家威严遭受重创，外国势力开始更深入地介入中国事务。

1900年 ~ 1901年

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华北地区达到高潮，其“扶清灭洋”的口号得到清廷默许。义和团民大量进入北京，围攻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及西什库教堂，导致局势极度紧张。同年6月，八国联军（英、美、法、德、俄、日、意、奥）以此为借口发动侵华战争，8月攻陷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帝仓皇西逃至西安。联军在北京城内进行了报复性的烧杀抢掠，紫禁城、颐和园等地均遭劫难，大量文物再次流失。1901年，清政府被迫签订《辛丑条约》，条约规定拆除大沽炮台、允许外国驻军、划定东交民巷为使馆界并由各国驻兵保护、巨额赔款等。这一事件使北京完全处于列强的军事控制之下，城市主权严重受损，近代化进程被打断，社会秩序与经济濒临崩溃。

1912年 ~ 1928年

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颁布退位诏书，清朝灭亡，中华民国成立。北京（时称京师）成为中华民国的首都。这一时期，北京城开始了从封建帝都向近代都市的初步转型。城墙陆续被开辟豁口以通行电车和汽车，如1915年改造正阳门瓮城。有轨电车于1924年开通。城市功能分区开始出现变化，王府井、前门等商业区日益繁荣。文化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1919年）在此爆发，北京大学成为思想启蒙的中心。然而，政治上却陷入北洋军阀的混战，总统府与国会频繁更迭，城市管理混乱。据资料显示，这一时期北京的城市建设虽有一些规划（如朱启钤对城市改造的贡献），但整体进展缓慢，古城风貌尚得以较大程度保存，但衰败迹象已现。

1949年1月 ~ 1949年10月

1949年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平津战役后和平进入北平，北平宣告和平解放，避免了战火对古城的破坏。此后，北平暂时成为中共中央所在地。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并决定改北平为北京，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这一决定具有深刻的历史与政治象征意义，北京重新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随后，紧锣密鼓的建国筹备工作在北京展开，包括开国大典的准备工作。城市的管理权从军事管制委员会向新的市人民政府过渡，为接下来大规模的城市改造与建设奠定了基础。这一转变标志着北京城进入了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的新历史时期。

1950年代 ~ 1960年代中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作为首都进入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时期。首要任务是改变消费城市性质，发展工业生产，同时改善市政和居住条件。1950年，拆除东、西三座门和长安左、右门，以疏导交通。1953年，《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要点》提出以旧城为中心向四周扩展的布局。1957年，以天安门广场改造为核心，拆除了中华门、长安左门与右门剩余部分以及千步廊，广场面积大幅扩大，为日后的人民大会堂等十大建筑建设预留空间。同期，为改善交通，陆续拆除部分城墙（如1952年永定门瓮城），并开通了多条贯穿城区的道路。有观点认为，梁思成、陈占祥曾提出“梁陈方案”，主张在西郊另建行政中心以完整保护古城，但未被采纳。这一时期建设了百万庄、三里河等第一批住宅区，以及纺织、钢铁等工厂，城市框架迅速拉大。

1966年 ~ 1976年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北京作为政治中心首当其冲，城市建设和文化遗产遭受严重冲击。破“四旧”运动导致大量文物古迹、寺庙、教堂、胡同门楼、牌匾被捣毁或拆除，许多老字号店铺被改名或关闭。高校停课，科研机构瘫痪，知识分子和干部被下放。在城市建设方面，正规规划停滞，但出于战备考虑，大规模修建了地下防空工程（即“人防”工程，部分后来改造为地下商场或仓库）。地铁一期工程（苹果园至北京站）于1969年建成，但初期主要用于战备。城市人口增长失控，住房建设严重滞后，出现了大量简易的“筒子楼”和“大杂院”，居住条件恶化。政治集会频繁，天安门广场成为政治活动的中心舞台。这一时期北京的古城风貌遭到进一步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陷入混乱。

1978年 ~ 1990年代

1978年改革开放后，北京进入快速发展与急剧扩张的新阶段。城市定位从工业中心逐步转向政治、文化、国际交往和科技创新中心。1982年，北京被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983年，《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获批，提出了“分散集团式”布局和卫星城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大规模建设：二环、三环等环路相继建成，立交桥涌现；1987年北京第一家麦当劳在王府井开业，象征对外开放；亚运会（1990年）带动了北城亚运村地区的开发。与此同时，旧城改造加速，以“危旧房改造”名义进行的成片拆迁大规模展开，许多胡同和四合院被高楼大厦取代，引发了关于古城保护的巨大争议。经济上，第三产业比重迅速上升，CBD、金融街等现代商务区开始规划建设。人口快速集聚，流动人口大增，城市病开始显现。

1990年代后期 ~ 2008年

这一时期，北京以申办和举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为核心驱动力，进行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与改造，城市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达到高潮：五环、六环路建成，首都机场T3航站楼、北京南站等现代交通枢纽投入使用，地铁网络迅猛扩张。为改善环境，首钢等重污染企业迁出市区，大量城市绿地和水系得到治理。中轴线北延，奥林匹克公园（含鸟巢、水立方）建成。旧城改造与保护矛盾尖锐，尽管出台了历史文化保护区政策（如1999年划定25片保护区），但大栅栏、前门等地区的改造仍引发广泛讨论。据资料显示，为迎接奥运，全市开展了大规模的“穿衣戴帽”市容整治。奥运会成功举办极大提升了北京的国际形象和城市现代化水平，但也使交通拥堵、房价高涨、人口膨胀等“大城市病”更为突出。

2014年 ~ 2017年

面对日益严峻的“大城市病”，北京的城市发展思路发生重大战略调整。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提出北京应坚持和强化首都“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功能。2015年4月，《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审议通过，标志着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核心举措包括：有序疏解区域性批发市场（如动批、大红门）、一般性制造业和部分教育医疗资源；严控城市规模，设定人口上限（2300万）；高水平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2017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作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集中承载地，被视为“千年大计”。这一系列举措旨在从区域层面解决北京单中心聚集的问题，推动城市发展模式从“集聚资源求增长”转向“疏解功能谋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