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公元前1600年 ~ 约公元前1046年

中秋节的起源与古代先民对月亮的自然崇拜和秋社祭祀活动密切相关。据《周礼》记载，周代已有“中秋夜迎寒”的仪式，但此时尚未形成固定节日。在商周时期，农业是社会基础，秋季收获后，人们会举行祭典感谢神灵，其中也包括祭祀月神。有观点认为，早期的月神崇拜与对女性生殖力的崇拜有关，因为月亮的盈亏周期与女性的月经周期相似。此时的祭祀活动多在秋分前后举行，因为秋分时太阳直射赤道，昼夜平分，月亮也显得格外明亮，被视为阴阳平衡的象征。这些早期的祭祀活动为后世中秋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但此时的“中秋”更多是一个节气概念，而非民俗节日。

约公元前1046年 ~ 公元前221年

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月亮崇拜进一步融入礼制体系。《礼记·祭义》记载：“祭日于坛，祭月于坎，以别幽明，以制上下。”表明当时已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日月祭祀礼仪。据《周礼》所述，天子每年要春分祭日、秋分祭月，这种“朝日夕月”的制度被后世历代王朝沿袭。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祭月活动仍固定在秋分，而非农历八月十五。有学者考证，秋分祭月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秋分时节阴阳均衡，符合儒家“中庸”思想。同时，民间也开始出现与月亮相关的神话传说，如《山海经》中记载的“常羲生月”故事，但嫦娥奔月等后世流行的中秋传说在此时期尚未形成完整体系。

汉代 ~ 220年

汉代是中秋节发展的重要阶段。据《淮南子》等文献记载，汉代皇室延续了秋分祭月的传统，并在长安设立月坛。与此同时，嫦娥奔月传说开始与中秋节产生关联。有观点认为，嫦娥形象可能源于《归藏》等古代文献中的“恒我”（后讹变为“姮娥”，为避汉文帝刘恒名讳改称“嫦娥”）。汉代《淮南子·览冥训》首次完整记载了嫦娥偷食西王母不死药、飞升月宫的故事。这一时期的赏月活动也开始在贵族阶层流行，但尚未普及到民间。值得注意的是，汉代的中秋活动仍与秋分节气紧密相连，尚未固定在八月十五。据考古发现，汉墓壁画中已出现月亮、玉兔等图案，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月亮的想象。

唐代 ~ 907年

唐代是中秋节正式成为全国性节日的关键时期。随着国家统一、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赏月习俗从宫廷传播到民间。据《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唐玄宗李隆基中秋夜与杨贵妃在太液池赏月，还命人修建“赏月台”。有传说认为“霓裳羽衣曲”的创作就与玄宗月宫游历的梦境有关，但这一说法缺乏确凿史料支持。唐代诗人中秋赏月赋诗成为风尚，杜甫《八月十五夜月》、王建《十五夜望月》等作品都反映了当时的中秋习俗。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中秋节虽已流行，但尚未被定为法定假日。据《唐六典》记载，官员在重要节庆可休假，但中秋不在其列。月饼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雏形，称为“胡饼”，但尚未成为中秋专属食品。

北宋 ~ 1127年

北宋时期，中秋节正式被定为全国性节日，并首次出现“中秋节”这一名称。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中秋夜，贵家结饰台榭，民间争占酒楼玩月。”说明此时中秋赏月已成为各阶层普遍参与的活动。北宋朝廷正式将八月十五定为假日，官员可休假一天。月饼在这一时期开始成为中秋特色食品，但当时的月饼尚无固定形制，多为各种甜馅的面食。有资料显示，苏东坡诗句“小饼如嚼月，中有酥与饴”可能是对早期月饼的描述。民间还流行“拜月”习俗，女性祈求“貌似嫦娥，圆如皓月”，男性则祈求“早步蟾宫，高攀仙桂”。这些习俗反映了宋代科举制度对社会文化的影响，月亮成为仕途理想的象征。

南宋 ~ 1279年

南宋时期，中秋节习俗进一步发展并趋于成熟。据吴自牧《梦粱录》记载，南宋临安府（今杭州）的中秋节已十分热闹：“王孙公子，富家巨室，莫不登危楼，临轩玩月……至如铺席之家，亦登小小月台，安排家宴。”月饼制作在这一时期更加精致，出现了专门制作月饼的糕点铺。有观点认为，南宋时期可能已出现象征月亮的圆形月饼，但尚无确凿证据。值得注意的是，南宋的中秋节开始与“团圆”主题紧密结合，这或许与当时北方沦陷、大量人口南迁的社会背景有关。苏杭一带还出现了观潮、放水灯等地方性中秋习俗。据周密《武林旧事》记载，皇室会向大臣赏赐“月团”，这可能是一种早期的宫廷月饼。

明代 ~ 1644年

明代中秋节习俗基本定型，与现代中秋节已十分接近。据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记载：“八月十五日谓之中秋，民间以月饼相遗，取团圆之义。”月饼在这一时期正式成为中秋节的标志性食品，并且出现了将月饼作为礼品相互赠送的习俗。有资料显示，明代月饼已发展出多种地方特色，如北京的自来红、苏州的苏式月饼、广州的广式月饼等。明代还流行“走月亮”习俗，妇女中秋夜盛装出游，祈求生子。刘侗《帝京景物略》详细描述了北京的祭月仪式，包括设立月光位、陈列瓜果、焚烧月光纸等程序。值得注意的是，明代开始出现“兔儿爷”泥塑，这是北京地区特有的中秋民俗工艺品，反映了月兔传说的在地化发展。

清代 ~ 1911年

清代继承了明代的中秋传统并有所发展。据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记载：“至供月月饼，到处皆有，大者尺余，上绘月宫蟾兔之形。”说明此时的月饼不仅大小多样，还出现了装饰图案。清代宫廷的中秋庆典极为隆重，乾隆皇帝每年都在避暑山庄或圆明园举行大型祭月活动。民间各地形成了丰富的地方特色：苏州虎丘的“曲会”、杭州的钱塘观潮、广州的树中秋（竖灯笼）、香港的舞火龙等。有资料显示，清代开始出现“团圆节”的别称，强调家庭团聚的重要性。值得一提的是，清代小说《红楼梦》第七十五、七十六回对贵族家庭的中秋庆典有详细描写，包括击鼓传花、赏桂闻笛、即景联诗等活动，反映了中秋节在清代社会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1912年 ~ 1949年

民国时期，中秋节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转型。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改用公历，传统节日地位受到冲击，但中秋节因其深厚的文化根基仍在民间延续。据《申报》等民国报刊记载，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月饼商业化程度提高，出现了冠生园、杏花楼等知名品牌。有观点认为，民国时期月饼包装开始采用铁盒，既便于保存又适合作为礼品。这一时期的中秋节也开始被赋予新的时代意义，在抗日战争期间，中秋节成为鼓舞士气、凝聚民族意识的重要载体。值得一提的是，民国政府曾试图将一些传统节日改为公历日期庆祝，但遭到民众抵制，最终未能成功。据《民俗》周刊等资料，学者开始从学术角度研究中秋节，将其纳入民俗学研究范畴。

20世纪50-70年代 ~ 1970年代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秋节等传统节日经历了一段曲折发展。在“破四旧”等运动影响下，中秋节的传统仪式和迷信色彩被淡化，但家人团聚、吃月饼等核心习俗仍在民间延续。有资料显示，这一时期国营食品厂生产的月饼成为主流，口味和包装都相对统一。据一些回忆录记载，即使在物资匮乏时期，人们仍会想方设法在中秋节准备简单的月饼和水果。值得一提的是，1960年代香港和台湾地区的中秋节传统保持得相对完整，并发展出新的习俗，如香港的维多利亚公园中秋灯会等。有观点认为，这一时期大陆的中秋节虽然形式简化，但其作为家庭团圆象征的文化内涵反而得到强化，反映了人们对稳定家庭生活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