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208年

赤壁之战后，荆州七郡被曹操、刘备、孙权三方瓜分。刘备向孙权“借”得南郡（主要是江陵），作为其发展势力的核心基地，史称“借荆州”。这一安排为孙刘联盟埋下了重大隐患。孙权方面认为此举是暂借，目的是让刘备在长江上游抵御曹操，但刘备集团在取得益州后，并未有归还之意。据《三国志》等史料记载，孙权曾多次派遣使者（如诸葛瑾）索还荆州诸郡，但刘备以取得凉州后再归还为由推脱。这一领土争端成为孙刘关系恶化的核心问题，也为日后吕蒙袭取荆州提供了根本的动因。

215年

因刘备已得益州却拒不归还荆州，孙权派遣吕蒙率军攻取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刘备闻讯后，亲自率军五万下公安，并命关羽率三万军至益阳，双方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此时，曹操攻取汉中，直接威胁到刘备刚取得的益州。为避免两线作战，刘备被迫与孙权议和，以湘水为界，将长沙、江夏、桂阳三郡划归孙权，南郡、零陵、武陵归刘备。这次“湘水划界”暂时平息了争端，但并未解决根本矛盾。孙权方面获得了部分荆州土地，但战略要地南郡（江陵）仍在关羽手中，扼守着长江上游，对东吴构成巨大威胁。

219年七月

关羽趁曹操汉中失利、内部不稳之机，发动了北伐襄樊的战役。初期战事顺利，关羽水淹七军，擒于禁、斩庞德，威震华夏，曹操甚至一度考虑迁都以避其锋。然而，这场辉煌的胜利也暴露了关羽后方空虚的致命弱点。为支援前线，关羽抽调了荆州后方大量守备兵力，导致江陵、公安等城防相对薄弱。同时，关羽在对待盟友东吴的态度上出现重大失误，他因孙权为子求婚而“骂辱其使，不许婚”，又因东吴运粮迟缓而轻蔑地声称“貉子敢尔”，严重激化了与东吴的矛盾。这些行为为孙权集团下定决心背盟袭荆提供了直接的导火索。

219年闰十月

面对关羽北伐的声势，曹操采纳司马懿、蒋济的建议，利用孙刘矛盾，遣使劝说孙权袭击关羽后方，并承诺将江南之地封给孙权。孙权集团内部对此早有谋划。都督吕蒙认为关羽素怀兼并东吴之心，且荆州留守部队不多，是夺取的绝佳时机。他假称病重返回建业，以此麻痹关羽，并推荐当时名气不大的陆逊接替自己驻守陆口。陆逊到任后，极尽谦卑之能事，写信恭维关羽，使其彻底放松对东吴的警惕。据《三国志·陆逊传》记载，关羽“意大安，无复所嫌”，将留守后方的军队更多地调往襄樊前线，江东的偷袭计划进入了最后的准备阶段。

219年十一月

孙权正式决定袭取荆州，命吕蒙为前部先锋。吕蒙将精锐士卒埋伏于船舱内，令摇橹者扮作商人，身穿白衣，昼夜兼行，溯江而上。这一行动被称为“白衣渡江”。吕蒙军沿途清理了关羽设置在江边的哨所（“屯候”），使关羽完全失去了江面上的情报耳目。大军抵达公安城下，守将士仁因与关羽有隙，且军资曾被关羽扣留，在吕蒙劝降下开城投降。吕蒙随后带着士仁至江陵，劝说守将、关羽的南郡太守糜芳。糜芳同样因供应军资不力而畏惧关羽归来后追责，加之城池已被东吴大军包围，也选择了投降。兵不血刃，荆州核心城池江陵与公安尽入东吴之手。

219年十一月 ~ 219年十二月

吕蒙占领江陵后，采取了极其高明的安抚策略。他严明军纪，禁止骚扰百姓，对关羽及其将士的家属厚加抚慰，并允许他们与前线将士通信。这一系列举措迅速瓦解了关羽军的斗志。当前线的关羽得知南郡失守，急忙撤军南返，但军心已散，士卒纷纷逃散。关羽试图派人联络吕蒙，吕蒙让使者遍历城中，关羽部下得知家人受到优待，皆无战心。关羽自知孤穷，退守麦城，后试图西走益州。孙权早已派遣潘璋、朱然等将断其归路。约在十二月，关羽及其子关平在临沮（今湖北远安）被潘璋部将马忠擒获，随后被孙权下令处死。荆州战役以关羽败亡、东吴全据荆州而告终。

220年

吕蒙袭取荆州并导致关羽败亡，这一事件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历史影响。首先，它彻底改变了三国鼎立的战略格局：孙权集团全据长江中下游，实现了“全据长江”的战略构想，但孙刘联盟彻底破裂。其次，刘备集团失去了荆州这一战略要地和大量人才，隆中对策中“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的北伐路线被彻底切断，国力大损，也为后来的夷陵之战埋下伏笔。再者，曹操集团坐收渔利，不仅解除了襄樊之围，还促使两家相争，战略压力减轻。对于执行者吕蒙个人而言，他在战役结束后不久即染病去世（有观点认为其病逝与巨大的精神压力有关），未能享受胜利果实。孙权将关羽首级送予曹操，曹操以诸侯之礼安葬，试图将祸水引向东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