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公元前8世纪

《荷马史诗》的创作时期，这是希腊神话体系形成的关键阶段。据资料显示，盲诗人荷马（其历史真实性存在争议）可能在小亚细亚的伊奥尼亚地区整理了长期流传的口头传统，创作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这两部史诗首次系统性地描绘了奥林匹斯众神的谱系、性格及其与人类英雄的复杂互动。史诗融合了迈锡尼文明（约公元前1600-1100年）的记忆与铁器时代早期的社会现实，确立了宙斯为众神之父、赫拉、雅典娜、阿波罗等主要神祇的核心地位。其叙事结构深刻影响了后世的希腊文学、艺术与宗教观念，成为西方文学传统的基石。值得注意的是，有观点认为史诗实际是多个世代游吟诗人集体创作的结晶，而非单一作者完成。

约公元前8-7世纪

赫西俄德的《神谱》成书，这是对荷马神话体系的重要补充与系统化。赫西俄德在彼奥提亚的阿斯克拉村创作了这部长达1022行的六步格诗歌，首次以谱系形式完整叙述了从混沌（卡俄斯）到奥林匹斯神权确立的宇宙演化过程。诗中详细记载了泰坦神族与奥林匹斯神族的权力更迭（泰坦战争）、普罗米修斯盗火、潘多拉神话等关键事件。与《荷马史诗》侧重英雄叙事不同，《神谱》更关注宇宙秩序（cosmos）的确立过程，提出了“混沌-大地-爱神”的创世模型。有学者认为该作品反映了古风时期希腊人对世界本源的哲学思考，其神权更替主题（乌拉诺斯-克洛诺斯-宙斯）可能受到近东神话影响。

约公元前6世纪 ~ 公元前5世纪

雅典城邦的宗教制度化时期，荷马神话体系被正式纳入城邦崇拜。在庇西特拉图执政期间（公元前561-527年），《荷马史诗》被确立为帕纳忒纳伊亚节的朗诵文本，奥林匹斯十二主神的崇拜在雅典卫城达到鼎盛。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等悲剧诗人将神话改编为戏剧，在酒神剧场演出，使神话成为探讨正义、命运与城邦伦理的媒介。有资料显示，这一时期出现了系统化的神祇雕塑（如奥林匹亚宙斯像），神话开始与政治意识形态结合——例如雅典娜被塑造为城邦守护神，其与波塞冬争夺雅典的故事被用于解释雅典的地缘政治地位。

公元前5世纪

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的历史著作中呈现神话历史化倾向。在《历史》中，希罗多德多次引用荷马史诗作为历史证据，试图将特洛伊战争等神话事件纳入编年史框架，并比较希腊与埃及的神话体系。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开篇则批判性地分析史诗记载，认为特洛伊战争规模被夸大，但承认其核心事件的历史基础。这种“合理化”解释（euhemerism）标志着希腊知识分子开始对传统神话进行理性审视。据资料显示，同期哲学家如色诺芬尼已公开批评荷马对神祇拟人化的描写，认为这有损神的尊严，反映了哲学思想与神话传统的张力。

公元前4世纪

柏拉图对荷马神话体系的哲学批判达到高峰。在《理想国》第二、三、十卷中，柏拉图主张审查并部分禁止诗人传播神话，认为荷马对神祇争吵、欺骗的描写会腐蚀青年灵魂。他提出“理型论”以取代传统神话对宇宙的解释，同时创造新的哲学神话（如洞穴比喻、厄尔神话）来传达理念。有观点认为，这种批判反映了雅典民主衰落时期知识分子对传统价值的反思。值得注意的是，柏拉图学园仍保留了对缪斯神的仪式性崇拜，显示其批判并非全盘否定宗教，而是试图重构神话的哲学内涵。同期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则从文学角度分析了史诗的叙事结构。

公元前146年 ~ 公元4世纪

罗马帝国对希腊神话体系的吸收与重构。随着罗马征服希腊，荷马史诗被李维乌斯·安德罗尼库斯译为拉丁文，奥林匹斯神祇与罗马神系融合（宙斯-朱庇特、赫拉-朱诺）。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巧妙将特洛伊英雄埃涅阿斯塑造为罗马始祖，使希腊神话服务于罗马帝国意识形态。奥维德的《变形记》则以百科全书方式系统重述希腊神话，强调“变形”主题。据资料显示，帝国时期各地兴建了大量仿希腊风格的神庙与雕塑（如哈德良别墅），但神话逐渐失去宗教神圣性，更多作为文学与艺术题材存在。新柏拉图主义者则尝试对神话进行 allegorical（寓言式）哲学解读。

公元4-5世纪

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后对希腊神话的压制与选择性保存。狄奥多西一世在391年下令关闭异教神庙，荷马史诗从公共教育中被移除，但仍在亚历山大、雅典等地的哲学学校作为古典文学研读。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克洛斯为保卫传统宗教撰写了《荷马史诗评注》，提出神秘主义解读。有资料显示，部分修道院修士抄录了荷马史诗手稿（如著名的威尼斯A抄本），但往往附基督教道德化注释。约翰·马拉拉斯等编年史家则将特洛伊战争等事件纳入基督教历史框架。这一时期标志着荷马神话作为活态宗教体系的终结，但其文学价值仍通过拜占庭学术传统得以延续。

14世纪 ~ 16世纪

文艺复兴时期希腊神话在欧洲的再发现与复兴。拜占庭学者曼努埃尔·赫里索洛拉斯1397年在佛罗伦萨讲授希腊语后，荷马史诗重新引入西欧。波提切利《维纳斯的诞生》、提香《酒神祭》等画作大量取材于荷马神话，人文主义者如彼特拉克、薄伽丘撰写神话研究著作。有观点认为，美第奇等贵族赞助人将神话作为摆脱中世纪教条束缚的文化象征。1488年佛罗伦斯出版首部印刷版希腊文荷马史诗，费奇诺的新柏拉图主义解读进一步推动神话的哲学化阐释。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神话接受常与基督教 allegory（寓言）传统结合，如将赫拉克勒斯解读为基督原型。

1795年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沃尔夫发表《荷马导论》，开启现代荷马研究。这位德国古典学者首次系统论证《伊利亚特》与《奥德赛》并非单人创作，而是多代游吟诗人集体创作的汇编。他通过分析史诗中的语言矛盾、叙事断层等内部证据，提出“荷马问题”——即史诗形成过程的学术争议。有资料显示，该理论颠覆了延续两千年的“荷马作者”传统观念，促使学者关注口头诗歌传统与文本固定化的历史过程。后续的“统一派”与“分解派”争论持续整个19世纪，帕里与洛德在20世纪通过对南斯拉夫口头史诗的田野调查，进一步验证了沃尔夫的核心假说，建立“口头程式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