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1715年

曹雪芹出生于江宁（今南京）一个显赫的江宁织造世家。其曾祖父曹玺、祖父曹寅、父辈曹颙、曹頫连续三代四人担任江宁织造这一要职近六十年，深得康熙帝信任。曹寅之母孙氏曾是康熙帝的保姆，曹家与皇室的密切关系使其在江南享有极高的政治地位和文化影响力。曹寅本人是著名的藏书家、刻书家和文人，主持刊刻《全唐诗》，交游遍及江南名士。曹雪芹的童年正是在这样一个“钟鸣鼎食之家，诗书簪缨之族”中度过的，据资料显示，这段繁华经历为他日后创作《红楼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深刻的人生体悟。

雍正元年（1723年） ~ 雍正六年（1728年）

曹家因政治斗争和经济问题被查抄，家族迅速衰败。雍正帝即位后，为整顿吏治、清理财政，对康熙朝的旧臣及其家族进行清算。江宁织造曹頫因“行为不端”“骚扰驿站”“亏空帑项”等罪名被革职查办，家产抄没，南京的家宅、田产、奴仆皆被赏赐给新任织造。曹家自此离开南京，迁回北京居住，从极盛跌入困顿。有观点认为，曹家的败落与康熙末年皇子间的夺嫡之争有关，曹家可能被归为“太子党”或与雍正政敌有过从。这次抄家是曹雪芹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使他深刻体验到世态炎凉，为《红楼梦》中贾府的衰败埋下了伏笔。

约1740年代 ~ 约1750年代

曹雪芹在北京西山一带开始创作《红楼梦》（初名《石头记》）。此时他生活困顿，居于“茅椽蓬牖，瓦灶绳床”之中，但仍坚持“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艰辛创作。他以自身家族兴衰为蓝本，融入对人生、社会、情感的深刻思考，塑造了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等数百个鲜活人物。据资料显示，曹雪芹在创作过程中，其亲友如敦敏、敦诚兄弟等常给予接济和精神支持。此时期形成的《石头记》前八十回手稿已在小范围内传抄，以其精湛的艺术和深刻的思想开始引起关注，脂砚斋、畸笏叟等批书人亦开始进行评点。

约1754年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的抄本系统开始流传，这是目前已知最早的、带有脂砚斋批语的《红楼梦》版本。脂砚斋的批语揭示了大量作者的生平、创作意图、小说伏笔以及八十四后的部分情节线索（如“狱神庙”回、“薛宝钗借词含讽谏”等），是研究《红楼梦》和曹雪芹的重要资料。学界对脂砚斋的身份有诸多推测，有观点认为是曹雪芹的亲友，甚至可能是其叔父或妻子。甲戌本仅存十六回，但其批语价值极高，证实了《红楼梦》创作过程中的“增删五次”以及后文迷失的遗憾，为红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约1760年

《红楼梦》的另一重要版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己卯本、庚辰本）相继形成。庚辰本存七十八回，是现存脂评本中回目最多、相对最完整的一个，题有“脂砚斋凡四阅评过”、“庚辰秋月定本”等字样。这些版本保留了大量的脂批，内容涉及作者身世、创作过程、人物命运暗示以及后数十回的情节线索。据资料显示，脂批中多次提及“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为考证曹雪芹的卒年提供了关键信息。这些抄本的流传，使得《红楼梦》在以满洲贵族和文人为主的圈子中产生了深远影响，形成了早期的读者和研究者群体。

约1763年

曹雪芹于贫病交加中逝世，具体日期尚有争议，但主流观点依据脂批“壬午除夕”推断为乾隆二十七年除夕（1763年2月12日）。亦有观点根据敦诚的挽诗《挽曹雪芹》等资料，认为其卒于乾隆二十八年癸未除夕（1764年2月1日）或甲申年春（1764年）。他去世时，《红楼梦》仅整理出前八十回，后数十回原稿据信已“迷失”。曹雪芹的早逝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巨大损失，使得这部巨著成为未竟之作。他葬于北京西山，具体位置已不可考，其友人敦诚、敦敏等人的诗文记录了他们之间的深厚友谊和对曹雪芹才华的赞誉与惋惜。

约1791年

程伟元、高鹗于北京萃文书屋首次以木活字排印出版《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程甲本）。此版本首次将《红楼梦》前八十回与后人续写的后四十回合为一帙，共一百二十回，形成了后世最通行的版本基础。程高本的出现，使得《红楼梦》得以大规模刊印和流传，迅速风靡全国，达到了“家传户诵，几置《五经》、《四书》之上”的程度。关于后四十回的作者，学界普遍认为并非曹雪芹原著，程伟元、高鹗自称是收集整理“漶漫不可收拾”的残稿，但有观点认为是高鹗或无名氏所续。程甲本的出版是《红楼梦》传播史上的里程碑事件。

1792年

程伟元、高鹗对程甲本进行了修订后，再次刊行《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程乙本）。程乙本对程甲本的文字做了大量修改，据统计改动达两万余字，在回目、情节和细节上均有调整。例如，程乙本对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等人物的形象和对话做了不少改动，某些处理被认为更符合当时的伦理观念。程乙本逐渐取代程甲本，成为此后一百多年间最流行的《红楼梦》读本，直至20世纪新红学兴起，脂评本的价值被重新发现。程高本系统（尤其是程乙本）的广泛流传，深刻塑造了普通读者对《红楼梦》故事结局和人物命运的理解。

19世纪初至中期

《红楼梦》在清代社会持续产生广泛影响，形成了“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的盛况。评点派红学兴起，代表人物有王希廉、张新之、姚燮等，他们通过评点的方式阐释小说主旨、人物性格和艺术手法，如张新之的“《红楼梦》乃演性理之书”说，王希廉的“福、寿、才、德”四字评等。同时，大量的续书、仿作、戏曲、绘画改编涌现，如《后红楼梦》《红楼复梦》《红楼圆梦》等，试图弥补原著结局的遗憾或表达不同的价值取向。这些现象反映了《红楼梦》已深入渗透到清代中后期的文化生活之中，成为社会各阶层热议的话题。

20世纪20年代

以胡适《红楼梦考证》的发表为标志，“新红学”正式确立。胡适运用实证主义的考据方法，考证出《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并初步勾勒了曹雪芹的家世生平，提出《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这一著名观点。他肯定了前八十回的价值，认为后四十回为高鹗所续。同时代，俞平伯的《红楼梦辨》也对小说的艺术和价值进行了深入探讨。新红学打破了旧红学索隐、评点的范式，将研究引向对作者、版本和成书过程的科学考证，奠定了现代红学研究的基础，其影响深远，至今仍是红学的重要流派之一。

1954年

两位青年学者李希凡、蓝翎发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批评俞平伯的红学观点，认为其未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揭示《红楼梦》的反封建思想意义。他们的文章得到毛泽东主席的关注和支持，随后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对以胡适、俞平伯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运动。这场政治运动极大地改变了红学研究的方向，强调用阶级斗争理论解读《红楼梦》，认为其主题是“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和“四大家族衰亡史”。有观点认为，这场运动虽然推动了《红楼梦》的全民普及，但也对学术自由和红学研究的多元化发展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