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5年

隋炀帝大业元年设立进士科，标志着科举制度的正式创立。此举旨在打破魏晋以来九品中正制造成的门阀士族垄断，通过考试选拔寒门人才进入官僚体系，加强中央集权。考试内容以策问为主，侧重考察治国方略。据《隋书》记载，此举虽未完全取代荐举制，但开创了“分科举人”的新模式。有学者认为，进士科的设立与隋朝开通大运河、营建东都等举措同为强化集权的重要改革，但其制度化程度在隋代仍较低，真正完善需至唐代。

621年

唐高祖武德四年恢复科举考试，次年颁布敕令明确科举分为常科与制科。常科包括进士、明经、明法等科目，每年定期举行；制科则由皇帝临时下诏开设。考试分级进行：先州府解试，合格者称“乡贡进士”；再赴尚书省参加省试。进士科地位逐渐提升，考试内容包含帖经、杂文、策问三场。据《唐摭言》记载，唐太宗曾言“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反映出科举成为笼络士人的重要手段。此时科举仍受门第影响，但为寒门提供了上升通道。

690年

武则天首创殿试制度，亲临洛阳殿策问贡士，开创皇帝亲自考核进士的先例。她还增设武举科，选拔军事人才，并推行“南选”扩大岭南地区取士名额。据《资治通鉴》记载，武则天为巩固统治，大力提拔寒门士子，曾一次取进士达数十人。有观点认为，其改革显著扩大了科举的社会基础，但后期出现请托泛滥等问题。殿试制度在宋代成为定制，成为皇权直接控制选官权的象征。

1067年 ~ 1085年

宋神宗时期，王安石推行科举改革，废除诗赋、帖经等科目，改以经义、策论取士，颁布《三经新义》作为标准教材。此举旨在选拔实用人才，但引发新旧党争。司马光执政后部分恢复旧制。宋代科举形成解试、省试、殿试三级考试体系，实行糊名誊录制度防止舞弊，录取名额大幅增加。据《宋史》记载，南宋时科举已成为文官主要来源，出现“取士不问家世”的现象。有学者统计，两宋通过科举取士超过4万人，远超前代。

1313年

元仁宗下诏恢复科举，但带有民族歧视色彩：分左榜（蒙古、色目人）与右榜（汉人、南人），考试内容与录取标准不同。蒙古、色目人考两场，汉人、南人需考三场，且名额分配不均。据《元史·选举志》记载，元代共开科16次，取士仅1200余人。有观点认为，元代科举的间歇性实施导致士人地位下降，但促进了理学（程朱理学）成为科举标准内容，为明清科举定型奠定基础。

1370年

明太祖洪武三年诏开科举，规定以八股文为考试文体，要求文章格式分为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内容须遵循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考试分童试（县府院三级）、乡试（省级）、会试（中央）、殿试（皇帝亲试）。据《明会典》记载，洪武十七年颁布“科举成式”，形成三年大比的制度。八股文虽强化了思想控制，但标准化评分减少了主观因素。有学者指出，明代科举录取率仅约0.0005%，竞争极端激烈。

1664年

清顺治元年沿袭明制开科，但增加满汉分榜政策。康熙后推行更为严密的防舞弊措施：考生需搜身、单独号舍考试、试卷糊名誊录。考试内容以四书五经为主，强调理学正统。据《清史稿》记载，清代共开科112次，取进士约2.6万人。有观点认为，清代科举虽制度严密，但思想禁锢加剧，如乾隆朝文字狱频发。西方传教士如利玛窦曾记录科举盛况，其公平性影响欧洲文官制度形成。

1840年 ~ 1860年

鸦片战争后，科举制度遭遇西方冲击。魏源、龚自珍等提出“经世致用”改革主张。太平天国时期曾短暂停科。1862年京师同文馆设立，教授西学，但科举仍居主导。据《筹办夷务始末》记载，洋务派官员如李鸿章曾奏请增设算学、格致科，遭保守派反对。有学者认为，此时科举内容脱离实际，无法应对近代化需求，但因涉及数十万士人利益，改革阻力巨大。

1895年

甲午战争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发动公车上书，强烈要求废八股、改科举。光绪帝于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下诏废八股，改试策论，增设经济特科。但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下令恢复旧制。据《戊戌奏稿》记载，改革派指出八股导致“人才衰竭”，但保守派认为变革将动摇国本。这一时期新式学堂逐渐兴起，科举与学堂并存的双轨制暴露矛盾。

1905年

袁世凯、张之洞等六名督联衔上奏《请废科举折》，指出“科举一日不废，学堂一日不兴”。清廷于9月2日颁布上谕：“自丙午科（1906年）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延续1300年的科举制度正式终结。据《光绪朝东华录》记载，清廷同时推行学堂奖励出身制度作为过渡。有观点认为，科举废除导致传统士绅阶层解体，加速了清王朝灭亡，但也为现代教育体系开辟了道路。据统计，末科状元刘春霖成为历史上最后一位科举进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