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公元前1600年 ~ 约公元前1046年

商朝时期，中原华夏族与周边方国、部族开始频繁接触与交融。商王朝通过军事征服、盟约和贸易，与鬼方、土方、羌方等北方和西方民族互动。据甲骨文记载，商朝常与羌人发生战争并俘获其人为奴，同时也存在贸易往来。这种互动促进了文化和技术交流，例如北方民族可能向中原传入骑马技术，而中原的青铜铸造和农业技术则向周边扩散。有观点认为，商文明本身可能就融合了多种文化因素，其青铜器纹饰与北方草原文化存在相似之处。这种早期的民族交融为后世华夏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并初步形成了“内华夏、外夷狄”的天下观雏形。

公元前770年 ~ 公元前221年

春秋战国时期，民族交融进入一个空前活跃的阶段。周王室衰微，诸侯争霸，中原各国与周边的戎、狄、夷、蛮等民族频繁互动，方式包括战争、盟会、通婚和贸易。齐桓公提出“尊王攘夷”口号，联合诸侯抵御北方戎狄和南方楚国的扩张，客观上促进了华夏意识的凝聚。同时，大量少数民族被中原国家征服、吞并或主动内附，逐渐融入华夏共同体。例如，晋国不断攻灭戎狄部落，秦国征服西戎，楚国则融合了南方众多苗蛮族群。据《左传》等文献记载，通婚现象普遍，如晋献公娶戎女狐姬。这一时期，华夏族的范围不断扩大，文化认同逐渐加强，为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公元前221年 ~ 公元前206年

秦朝统一后，通过一系列政治军事措施极大地推动了民族交融。秦始皇派蒙恬北击匈奴，夺取河套地区，并连接和修筑万里长城，这道军事防线并非绝对隔绝，而是成为了农耕与游牧文明接触与贸易的场所。同时，南征百越，设立桂林、象、南海三郡，派遣数十万军民戍守、移民，与当地越人杂居。这些措施将岭南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版图，中原先进的铁器、牛耕技术和典章制度传入南方，促进了当地社会发展。据考古发现，秦军戍卒与越人通婚、贸易的证据颇多。秦朝虽短暂，但其开创的郡县制管理和大规模移民实边政策，为后世处理民族关系提供了重要范式，加速了华夏文化向周边的传播。

公元前138年 ~ 约公元前119年

汉武帝时期，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标志着中原王朝与西域乃至中亚各民族大规模、系统性交流的开始。张骞的出使最初是为了联合大月氏共击匈奴，虽未达成军事同盟，却带回了关于西域诸国地理、物产、文化的宝贵信息。此后，汉朝通过军事手段击败匈奴，设立河西四郡，并最终在西域设立西域都护府，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这条通道不仅促进了丝绸、漆器、铁器等中原物产西传，也引入了葡萄、苜蓿、胡桃、胡琴等西域物种和文化，佛教也初步沿此路东传。商队、使节、僧侣、移民往来不绝，极大地促进了中原汉族与西域各族（如乌孙、大宛、龟兹等）的经济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

公元4世纪初 ~ 公元5世纪末

西晋末年爆发“永嘉之乱”，匈奴、羯、氐、羌、鲜卑等北方少数民族大规模进入中原，建立了多个政权，史称“五胡十六国”。此后北魏统一北方，进入北朝时期。这一时期民族交融的规模空前，特点是以战争、迁徙和政权建设为驱动。匈奴汉国、后赵、前秦、北魏等政权不同程度地推行汉化政策，如采用中原官制、礼仪，鼓励农业。同时，大量胡人迁入中原，与汉族杂居通婚，胡服、胡食（如胡饼）、胡乐（如琵琶）盛行于北方。北魏孝文帝改革是高潮，他迁都洛阳，强力推行穿汉服、说汉语、改汉姓、与汉人士族通婚等措施。有观点认为，这种交融虽伴随冲突，但最终重塑了北方汉族的构成与文化，为隋唐盛世的开放包容奠定了族群基础。

公元618年 ~ 公元907年

唐朝以其空前开放和包容的姿态，将民族交融推向顶峰。皇室本身带有胡汉混血背景，对待华夷观念较为淡薄。唐朝通过军事征服、羁縻政策、和亲（如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入藏）、册封、互市等多种方式，与突厥、回纥、吐蕃、契丹、南诏等周边民族政权建立密切联系。大量少数民族将领（如哥舒翰、高仙芝）和臣民在朝为官、定居长安，西域胡商、僧侣云集两市，胡风盛行。唐太宗被各族尊为“天可汗”。唐朝的法律（如《唐律疏议》）对“化外人”有专门规定。这种广泛深入的交流促进了经济文化繁荣，外来宗教如祆教、景教、伊斯兰教得以传入，中华文化也深刻影响了东亚各国。安史之乱后，民族关系趋于紧张，但交流并未完全中断。

公元916年 ~ 公元1125年

辽朝（契丹族）创立了独具特色的“因俗而治”政治制度——南北面官制，成为民族交融的典范。为统治境内庞大的汉族人口以及渤海、女真等族，辽太宗耶律德光确立“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原则。北面官系统依契丹旧俗管理游牧部族事务，南面官系统仿唐宋官制管理汉地农耕州县。这种二元体制有效减少了民族矛盾，促进了契丹社会的封建化进程。契丹人学习汉语、汉文，吸收儒家文化，同时其服饰（如左衽）、发型（髡发）、骑射技术也影响了北方汉人。辽朝还开辟了与北宋之间的榷场贸易，进行经济文化交流。有观点认为，辽朝的统治模式为后来金、元、清等少数民族王朝提供了重要借鉴。

公元1271年 ~ 公元1368年

元朝是由蒙古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其统治下的民族交融呈现出新的特点。蒙古人作为统治阶层，将国民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但在实际社会运行中，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并未被完全阻隔。空前辽阔的疆域和驿站系统的完善，促进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与迁徙，包括西域色目人（如回回）大量入居中原，形成新的民族共同体（如回族）。元朝广泛任用各族人才，如契丹人耶律楚材、回回人赛典赤·赡思丁等。西藏正式纳入中央政权管辖。中外交流空前频繁，伊斯兰文化、藏传佛教文化等与中原文化碰撞融合。元曲、科技（如郭守敬《授时历》）的发展也包含了多民族智慧。虽然存在民族压迫政策，但客观上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注入了新元素。

公元1368年 ~ 公元1644年

明朝在推翻元朝统治后，一方面强调“华夷之辨”，另一方面则通过军事征服、卫所制度、土司制度、朝贡体系等方式管理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并继续推动交融。明初对北方蒙古势力采取进攻策略，后期转为防御，修建长城并设立九边重镇，但长城沿线的“互市”成为蒙汉贸易与交流的重要渠道。在西南地区，推行土司制度，任命少数民族首领世袭官职，管理本地事务，同时逐步推进“改土归流”。大量汉族军民移民至云南、贵州等边疆屯垦，与当地少数民族交错杂居，传播农业技术和文化。郑和下西洋加强了与海外诸国的联系。有观点认为，明朝的民族政策巩固了边疆，促进了内地与边疆的经济文化联系，为清代进一步的大一统奠定了基础。

公元1636年 ~ 公元1912年

清朝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由满族建立，其民族交融政策集历代之大成并具有自身特色。满族统治者入关后，为巩固统治，一方面保持满族特权（如八旗制度）、推行“剃发易服”等强制同化措施，另一方面又积极学习吸收汉族传统文化，尊崇儒学，采用明朝官制，实行“满汉分城”但又“满汉通婚”（后期放宽）。清朝成功地将辽阔的疆域和众多民族（蒙古、藏、回、维吾尔、苗、彝等）纳入统一治理，通过理藩院、盟旗制度、金瓶掣签等措施管理边疆民族事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如“湖广填四川”、“走西口”、“闯关东”）使汉族与少数民族交错杂居程度加深。有观点认为，清朝最终奠定了现代中国版图和多民族国家的基础，但其后期的民族压迫政策也埋下了矛盾的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