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 ~ 1934年11月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主力（红一方面军）及中央机关共约8.6万人，从江西瑞金、于都等地出发，开始战略转移，即后来所称的“长征”。此次转移的直接背景是国民党军队在德国军事顾问的指导下，采取堡垒推进战术，对中央苏区进行严密封锁和压缩。中共中央在博古、李德（奥托·布劳恩）的指挥下，初期采取消极防御策略，导致红军损失惨重，苏区日益缩小。转移的决定是在仓促中做出的，最初的计划是前往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出发时，红军携带了大量辎重，行动迟缓。据资料显示，这次大规模转移在当时并未公开称为“长征”，而是被称为“西征”或“战略转移”。

1934年11月 ~ 1934年12月

中央红军连续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三道封锁线后，于11月下旬抵达湘江地区，遭遇了长征以来最惨烈的一战——湘江战役。国民党军调集重兵，企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以东。红军在广西全州、兴安一带的湘江沿线与敌激战数昼夜，担任后卫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和红三军团第六师第十八团等部队几乎全军覆没。红军虽最终渡过湘江，但兵力从出发时的8.6万锐减至3万余人，损失惨重。湘江战役的惨败引发了广大指战员对当时军事指挥的强烈不满，为之后遵义会议的召开埋下了伏笔。有观点认为，此战是红军历史上的一次重大危机，但也锤炼了部队的意志。

1935年01月 ~ 1935年01月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即著名的遵义会议。会议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博古作了关于反“围剿”总结的报告，周恩来作了副报告，张闻天作了反报告。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系统批评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由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随后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军事行动。遵义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据资料显示，会议是在红军占领遵义后相对安全的12天休整期内召开的。

1935年01月 ~ 1935年05月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人的指挥下，采取了高度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方针，展开了著名的“四渡赤水”战役。从1935年1月底到4月初，红军在贵州、四川、云南边境的赤水河流域，四次渡过赤水河，穿插于国民党军重兵集团之间。一渡赤水为避敌锋芒，向扎西集结；二渡赤水回师黔北，取得遵义战役胜利；三渡赤水引敌西进；四渡赤水则突然南渡乌江，兵临贵阳，迫使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急调滇军增援，红军则乘虚直插云南，威逼昆明，随后转向西北，从容渡过金沙江。此役彻底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被毛泽东本人视为其军事指挥生涯的“得意之笔”。有观点认为，四渡赤水充分体现了运动战的精髓，是战争史上的经典范例。

1935年05月 ~ 1935年05月

1935年5月，中央红军在渡过金沙江后，进入四川凉山彝族聚居区。由于历史上长期的民族隔阂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红军先头部队一度遭到彝族武装的阻挡。红军严格执行民族平等政策，总参谋长刘伯承与彝族沽基家支首领小叶丹在彝海边歃血为盟，结为兄弟。刘伯承代表红军授予小叶丹“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的旗帜。此举赢得了彝族同胞的信任和支持，红军得以顺利通过彝区，为抢渡大渡河赢得了宝贵时间。彝海结盟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一次成功实践，也成为长征中民族团结的佳话。据资料显示，小叶丹后来在红军走后坚持斗争，于1942年被害，他保存的旗帜现收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1935年05月 ~ 1935年05月

通过彝区后，中央红军迅速向大渡河挺进。蒋介石企图让红军重蹈太平天国石达开全军覆没的覆辙，严令各部围追堵截。1935年5月24日晚，红军先遣队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急行军袭占安顺场渡口，并找到一只小船。5月25日，由17名勇士组成的突击队，在连长熊尚林带领下，冒着对岸守军密集火力，强渡大渡河成功，控制了渡口。但由于船只太少，渡河速度缓慢。中革军委决定，主力部队沿大渡河西岸北上，夺取泸定桥。安顺场强渡和随后的飞夺泸定桥，共同构成了红军突破大渡河天险的壮举，粉碎了蒋介石的企图。

1935年05月 ~ 1935年05月

在安顺场渡口难以快速渡河的情况下，中革军委命令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团长黄开湘，政委杨成武）沿大渡河西岸北上，夺取约160公里外的泸定桥。红四团官兵在崎岖山路上昼夜兼程，一边行军一边击溃沿途敌军，于5月29日晨赶到泸定桥西岸。此时，桥上木板已被守军拆除，只剩下13根光溜溜的铁索。下午4时，由22名勇士组成的突击队，在连长廖大珠率领下，冒着对岸敌军的枪林弹雨，攀着铁索向对岸冲击。后续部队紧跟铺板。经过激烈战斗，红军成功占领泸定桥和泸定城，保证了中央红军主力顺利渡过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展现了红军惊人的意志和战斗力，成为长征精神的重要象征。

1935年06月 ~ 1935年08月

渡过天险大渡河后，中央红军继续北上，面临长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在硗碛乡开始翻越海拔4000多米的夹金山。山上空气稀薄，气候变幻莫测，风雪交加。衣着单薄的红军指战员以惊人的毅力，相互搀扶，最终成功翻越。在懋功（今小金县）达维镇，红四团与前来迎接的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红九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四团胜利会师。6月18日，中共中央、中央红军主力到达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主力会师。两军会师后总兵力达10余万人，士气大振。会师后，中共中央确定了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1935年08月 ~ 1935年09月

1935年8月，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军穿越松潘草地（若尔盖草原），这是长征中最艰苦的行程之一。草地海拔3500米以上，气候恶劣，遍布沼泽泥潭。粮食极度匮乏，红军不得不以野菜、草根、皮带充饥。许多战士因饥饿、寒冷、疾病或陷入沼泽而牺牲。右路军（由中央机关、红一方面军主力及红四方面军部分部队组成）在毛泽东、周恩来等率领下，经过约7天的艰苦跋涉，于8月底走出草地，到达班佑、巴西地区。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包括红四方面军主力和红一方面军第五、九军团）则从卓克基出发向阿坝地区前进。过草地是红军长征艰苦卓绝的集中体现，付出了巨大牺牲。

1935年09月 ~ 1935年10月

红军右路军走出草地后，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拒绝执行中央北上方针，并要求右路军南下，甚至企图危害中央。中共中央在巴西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率红一、三军团及军委纵队先行北上，脱离险境。9月12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决定将北上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随后，陕甘支队攻克天险腊子口，翻越岷山，于9月18日到达甘肃哈达铺。在这里，毛泽东从报纸上获悉陕北有相当规模的红军和根据地存在，遂正式决定前往陕北。这一关键决策使长征有了明确的落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