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公元前130年

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这一事件被后世普遍视为丝绸之路正式开辟的标志性起点。张骞的使命是联合大月氏共同对抗匈奴，他历时十三年，两次被匈奴俘虏，最终抵达中亚的大宛、康居、大月氏等国。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张骞的“凿空”之行，首次为汉朝带回了关于西域诸国地理、物产和军事的详细信息。此举不仅具有军事联盟的意图，更深层的背景是汉朝在经过“文景之治”后国力强盛，希望打破匈奴对东西方贸易通道的垄断。张骞的出使直接促成了汉朝对河西走廊的征服和西域都护府的设立，为后续的商队往来提供了政治和军事保障。有观点认为，张骞本人并未意识到其行为会开启一条持续千年的贸易与文化大通道，他的原始使命是地缘政治的，但其带来的信息却引发了巨大的经济和文化交流浪潮。

约公元前60年

西汉王朝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附近）设立西域都护府，这是中原王朝首次在西域地区设立正式行政管理机构。此举标志着丝绸之路东段正式被纳入国家管理体系。其背景是汉宣帝时期，汉朝在与匈奴的长期争夺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并通过和亲、征伐等多种手段巩固了对西域的控制。西域都护府的职责包括维护地方治安、颁发通行凭证、保护商旅、调解各国纠纷等，有效降低了贸易风险。据《汉书·西域传》记载，首任都护郑吉“中西域而立莫府”，统辖天山南北诸国。这一机构的设立，使得从中原到帕米尔高原的商路变得相对安全与畅通，极大地促进了丝绸、漆器、铁器等中国商品西传，以及葡萄、苜蓿、胡桃等西域物产东输。有学者认为，西域都护府是古代中国尝试构建区域性国际秩序的最早实践之一。

公元73年 ~ 约102年

东汉时期，班超经营西域三十年，重新恢复并巩固了因王莽之乱而中断的丝绸之路。班超以“投笔从戎”闻名，他率领少量吏士，运用灵活的外交和军事策略，先后使鄯善、于阗、疏勒等西域诸国归附汉朝。据《后汉书·班梁列传》记载，班超曾派部下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甘英最远抵达波斯湾，虽因安息（帕提亚帝国）商人的劝阻未能继续西行，但这是中国古代使节西行最远的一次记录。班超的经营，打击了北匈奴的残余势力，遏制了新兴的贵霜帝国向东扩张的势头，确保了丝绸之路南道的安全。在他的努力下，东西方使者、商旅“相望于道”，丝绸之路迎来了又一个繁荣期。有观点认为，班超的成功在于其深刻理解西域复杂的地缘政治，并善于利用当地力量来实现战略目标。

约2世纪 ~ 6世纪

丝绸之路进入繁荣期，形成了网络化的多条干道，包括草原丝绸之路、沙漠绿洲之路和南方丝绸之路。在此期间，罗马帝国、安息帝国、贵霜帝国和汉帝国四大强国并立，为跨区域贸易提供了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除了丝绸，贸易商品极大丰富，包括中国的瓷器、纸张，中亚的骏马、玉石，罗马的玻璃器、金银币，印度的香料、宝石等。佛教通过丝绸之路大规模传入中国，据资料显示，来自安息的高僧安世高、来自月氏的支娄迦谶等在洛阳译经，开启了佛经汉译的先河。同时，祆教、摩尼教、景教等也相继传入。技术交流尤为显著，中国的冶铁、凿井技术西传，而西方的乐器、杂技、天文历法等则东渐。有学者指出，贵霜帝国控制的犍陀罗地区产生了最早的佛陀造像艺术，并沿着丝路东传，深刻影响了中国的佛教艺术。

7世纪 ~ 8世纪

唐朝初期，丝绸之路达到鼎盛。唐太宗李世民击败东突厥，唐高宗时期又灭西突厥，使得唐朝的势力远及中亚，设立了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进行管理。这一时期，连接东西方的主干道“安西入西域道”空前繁忙，沿途驿站完备，胡商云集于长安、洛阳等国际大都市。据《大唐西域记》记载，高僧玄奘沿此路西行求法，其见闻成为研究当时中亚和印度历史地理的宝贵资料。唐朝政府推行开放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萨保府管理着来自粟特等地的胡商社群，景教、祆教、伊斯兰教都在长安建有寺院。怛罗斯战役（751年）后，中国的造纸术西传，据资料显示，被俘的中国工匠在撒马尔罕建立了穆斯林世界的第一座造纸作坊，这项技术后来传至欧洲，对世界文明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13世纪 ~ 14世纪

蒙古帝国崛起并建立了横跨欧亚的庞大帝国，使得丝绸之路在蒙古治世（Pax Mongolica）下迎来了最后一次高峰。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统一了从中原到东欧的广大区域，摧毁了沿途诸多割据政权，设立了完善的驿站系统（雅姆），为商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安全和便利。据《马可·波罗游记》所述，从威尼斯到元大都的旅途相对通畅。大量欧洲传教士（如柏朗嘉宾、鲁布鲁克）和商人（如马可·波罗家族）得以东来，而中国的技术如印刷术、火药、指南针也更便捷地西传。元朝政府发行了通行全国的纸钞，促进了跨区域贸易。有观点认为，蒙古帝国的统治虽然残酷，但其带来的欧亚大陆一体化程度是空前的，为东西方知识和技术的交流创造了独特的历史窗口期。

15世纪 ~ 16世纪

丝绸之路作为陆上主干道的地位逐渐被海上丝绸之路所取代。其背景复杂多元：帖木儿帝国崛起及其后的崩溃导致中亚地区陷入长期动荡；奥斯曼帝国控制了传统的东西方商路，并对过境商品课以重税；更重要的是，欧洲人为了寻找通往东方的新航路，开启了“地理大发现”时代。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船队绕过好望角抵达印度，标志着欧洲至亚洲的海上直航路线开通。海上运输具有运量大、成本低、相对安全（避免了陆路上的多重关税和劫掠风险）等优势。与此同时，明朝的对外政策趋于保守，嘉靖年间甚至实行了严格的海禁。有学者指出，气候变化导致西域部分绿洲萎缩，也对陆路贸易造成了负面影响。至此，持续了约1700年的陆上丝绸之路主干道贸易逐渐衰落，欧亚交流的中心转向海洋。

1877年

德国地理学家和地质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在其著作《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中，首次提出了“Seidenstraßen”（Silk Road/丝绸之路）这一术语。李希霍芬在1868-1872年间对中国进行了多次广泛的地质地理考察，他使用这一概念特指从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间，连接中国与河中地区（指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以及中国与印度之间的、以丝绸贸易为特征的交通路线。据资料显示，李希霍芬的定义最初具有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并非指整条贯穿欧亚的通道。这一术语后来被其学生斯文·赫定等探险家广泛使用和推广，其内涵逐渐扩大，最终成为指代整个古代东西方交流网络的文化符号。有观点认为，这一概念的提出，标志着现代学术界对古代欧亚交流史进行系统性研究的开端。

20世纪初 ~ 1930年代

西方和日本探险家在中国西北地区，特别是敦煌和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进行了一系列考古探险，掀起了丝绸之路研究的热潮。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道士王圆箓发现，内藏从公元4世纪到11世纪的数万件写本、绢画等文物。随后，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日本的橘瑞超、俄国的奥登堡等人相继来到敦煌，以各种方式获取了大量珍贵文物，运往各自国家。此外，斯文·赫定在楼兰古城的发现、科兹洛夫在黑水城遗址的挖掘等都震惊了世界。这些考古活动虽然带有殖民色彩并造成了文物的流失，但客观上极大地丰富了世人对丝绸之路历史、艺术、宗教、语言（如佉卢文、于阗文、粟特文等死文字）的认识，催生了“敦煌学”等国际性显学。有资料显示，这些文物的发现，使得丝绸之路从文献记载变成了可触摸的实物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