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公元前3000年

在世界范围内，古埃及人开始使用莎草纸作为书写材料，而古代中国则独立发展出养蚕缫丝技术。据资料显示，古埃及人利用尼罗河三角洲盛产的纸莎草茎髓，经过切割、捶打、压平等工序制成莎草纸，成为地中海世界主要的书写载体。与此同时，在中国黄河流域，先民们已掌握家蚕驯化技术，《史记》记载黄帝元妃嫘祖“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考古发现也证实此时期已有丝织品存在。这两种技术分别代表了东西方早期材料科学的重大突破，莎草纸促进了古埃及文明的记录与传播，而中国丝绸则通过后来的丝绸之路成为东西方贸易的重要商品，对世界经济文化交流产生深远影响。

约公元前1600年 ~ 约公元前1046年

商代青铜冶炼技术达到高峰，与地中海地区的赫梯帝国铁器技术形成东西方金属工艺的平行发展。商代青铜器以司母戊鼎为代表，采用独特的范铸法，器型雄伟、纹饰繁缛，体现了高超的合金配比和铸造工艺。据考古发现，商代已掌握铜锡铅三元合金技术，青铜器广泛应用于礼器、兵器和生活用具。与此同时，小亚细亚的赫梯人最早掌握了冶铁技术，能够生产碳钢工具和武器。有观点认为，赫梯人垄断铁器制造技术约两个世纪，直到帝国衰落后技术才向外传播。这两种金属加工技术各自独立发展，分别代表了当时东西方最高的工艺水平，对各自文明的社会结构和军事能力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公元前6世纪 ~ 公元前3世纪

古希腊自然哲学兴起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形成东西方思想解放的同步高潮。在希腊，泰勒斯提出“万物源于水”的命题，开创了自然哲学传统；毕达哥拉斯学派研究数学与和谐，德谟克利特提出原子论。与此同时，中国出现了孔子、老子、墨子等思想家，儒家强调伦理秩序，道家探索自然规律，墨家重视逻辑与科技。据资料显示，这两个文明的思想解放都发生在社会剧烈变革时期：希腊城邦制度与中国的诸侯争霸都为思想创新提供了空间。有学者认为，这一时期东西方都出现了从神话思维向理性思维的转变，虽然具体内容各异，但都奠定了各自文明后续发展的思想基础。

公元前3世纪

阿基米德在希腊发现浮力原理与杠杆原理，而几乎同一时期，中国《墨经》记载了杠杆、滑轮等力学知识。阿基米德在《论浮体》中系统阐述了浮体定律，传说他在浴缸中悟出原理后大喊“尤里卡”。他还研究了杠杆的数学原理，提出“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动地球”的著名论断。与此同时，中国墨家学派在《墨经》中详细描述了杠杆的平衡条件，定义了“力”的概念，记载了斜面、滑轮等简单机械的应用。有观点认为，墨家的力学研究更注重实用技术，而阿基米德则偏向数学证明。这两大文明在力学领域的平行发展，显示了人类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共同追求。

公元前2世纪 ~ 公元前1世纪

西汉发明造纸术与罗马混凝土技术的成熟代表了东西方材料科学的重大突破。据《后汉书》记载，东汉宦官蔡伦总结前人经验，用树皮、麻头、破布等原料改进造纸工艺，但考古发现早在西汉初期已有粗糙的麻纸存在。几乎同时，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在《建筑十书》中系统总结了罗马混凝土的配方和施工技术，使用火山灰、石灰和碎石混合，建造了万神殿穹顶等宏伟建筑。这两种材料都极大促进了各自文明的文化传播与工程建设：纸张使知识记录成本大幅降低，而混凝土让罗马能够建造大型公共设施。有学者认为，这两项发明分别代表了东西方文明不同的技术发展路径。

1世纪 ~ 2世纪

东汉张衡发明候风地动仪与古希腊希罗发明汽转球，展现了东西方在机械制造方面的创新。张衡在公元132年制造出世界上最早的地震监测仪器——候风地动仪，据《后汉书》记载，该仪器“以精铜铸成，圆径八尺，合盖隆起，形似酒尊”，内部设有“都柱”和八道机械装置，能够探测远方地震的方向。几乎同一时期，古希腊的希罗在《气动力学》中描述了利用蒸汽推动球体旋转的“汽转球”，这是已知最早的蒸汽动力装置。有观点认为，张衡的发明体现了中国注重实用观测的传统，而希罗的发明则反映了希腊对理论原理的探索。这两项发明虽然后世影响不同，但都代表了古代机械工程的高峰。

7世纪 ~ 8世纪

唐代雕版印刷术开始普及与伊斯兰世界的“百年翻译运动”形成知识传播技术的平行发展。据史料记载，唐代已广泛使用雕版印刷佛经、历书和字书，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是868年的《金刚经》。这种技术大大降低了书籍复制成本，促进了文化传播。与此同时，阿拉伯阿拔斯王朝在巴格达设立“智慧宫”，系统翻译希腊、波斯、印度的科学著作，包括欧几里得《几何原本》、托勒密《天文学大成》等。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印刷术侧重于文本的大规模复制，而阿拉伯的翻译运动注重知识的跨文化整合。这两种知识传播方式虽然形式不同，但都极大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为后来的科技革命奠定了基础。

11世纪 ~ 12世纪

北宋沈括著《梦溪笔谈》与阿拉伯学者海什木完成《光学书》，代表了东西方实验科学的重要进展。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录了指南针的使用方法、描述了活字印刷术、讨论了地磁偏角现象，并详细观察了化石、彩虹等自然现象，其研究方法注重系统观察和实证记录。几乎同时，阿拉伯科学家海什木（阿尔哈曾）在《光学书》中通过实验研究了光的反射、折射原理，正确解释了视觉形成机制，批判了古希腊的“发射说”。有观点认为，沈括的研究体现了中国科技的经验主义传统，而海什木则发展了实验验证的科学方法。这两部著作都包含了丰富的科学观察和技术发明，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13世纪 ~ 14世纪

郭守敬制定《授时历》与欧洲机械钟的发明代表了东西方时间计量技术的重大突破。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领导编制《授时历》，运用改进的观测仪器进行了大规模天文测量，确定回归年长度为365.2425日，与现行公历相同但早三百余年。他创制了简仪、仰仪等十余种天文仪器，建立了27个观测站。与此同时，欧洲开始出现机械钟，最早可靠记载是1320年英国格洛斯特教堂的钟，使用重锤驱动和 verge-and-foliot 擒纵机构。有学者认为，中国天文学注重历法编制和服务农业，而欧洲机械钟则与修道院的祈祷时间安排需求密切相关。这两种时间计量体系的发展路径不同，但都推动了精密仪器制造和科学观测的进步。

15世纪 ~ 16世纪

明代郑和七下西洋与欧洲大航海时代开启，形成东西方海洋探索的高潮。1405-1433年间，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船队七次远航，最远到达东非沿岸，船队配备罗盘、牵星板等导航工具，运用成熟的帆舵配合技术。几乎同时，葡萄牙亨利王子建立航海学校，迪亚士发现好望角，达·伽马开辟印度航线，哥伦布发现美洲。据资料显示，郑和船队规模和技术在当时处于领先地位，但航行目的主要是政治宣威和朝贡贸易；而欧洲航海则伴随着殖民扩张和商业掠夺。有观点认为，这两种不同的航海模式反映了东西方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的差异，对世界历史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影响。

17世纪

欧洲科学革命与中国传统科技总结形成鲜明对比。在欧洲，伽利略通过望远镜观测支持日心说，牛顿发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建立经典力学体系，哈维发现血液循环，科学方法开始系统化。与此同时，中国明代宋应星完成《天工开物》，系统总结农业、手工业技术，徐光启编译《农政全书》和《几何原本》，徐霞客进行地理考察。有学者认为，这一时期欧洲科学开始转向数学模型和实验验证，而中国仍以经验总结和技术描述为主。这种差异部分源于社会文化背景：欧洲大学制度和印刷术促进了知识交流，而中国的科举制度使精英阶层更关注人文经典。这一时期的科技发展路径差异对后来的东西方力量对比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