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6年 ~ 1626年

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时期，满语（当时称“清语”或“国语”）作为新兴政权的核心语言被高度重视并系统化。努尔哈赤本人精通满语、蒙古语，并略通汉语。他在1599年命额尔德尼和噶盖参照蒙古文字母创制了老满文，为满语提供了书写系统。这一时期，满语是军事、政治和日常交流的主要语言，所有政令、文书均以满文发布。据《满文老档》记载，努尔哈赤经常用满语训诫诸贝勒大臣，强调保持民族语言的重要性。然而，由于与明朝和蒙古的频繁接触，高层已开始出现双语现象，但努尔哈赤始终坚持以满语为“国语骑射”立国之本的核心部分。

1627年 ~ 1643年

皇太极在位期间，对满语进行了重大改革。他意识到老满文存在字母区分不清、难以准确表音的问题，于1632年命达海改进满文。达海通过增加圈点、创制特定字母，形成了新满文，极大提高了满文的准确性和规范性。皇太极本人满语水平极高，且精通蒙古语，但对汉语不甚熟悉，在处理汉官奏折时需依赖翻译。他多次强调“国语骑射”的重要性，告诫族人不可废弃满语。据《清太宗实录》记载，皇太极曾训斥一些贝勒子弟“竟忘满语”，要求严格保持民族传统。此时，满语仍是国家官方语言，但汉语影响随着汉军八旗的扩大而逐渐增强。

1644年 ~ 1661年

顺治帝福临入主中原，清朝定都北京。作为清朝第一位入关的皇帝，顺治帝的满语水平仍保持得较好。由于年幼即位，其主要教育由满族大臣负责，满语是其母语。然而，身处汉文化包围之中，顺治帝开始学习汉语和汉文化，并能够进行汉语阅读和批阅奏章。据史料记载，顺治帝在接见满臣时仍使用满语，但朝廷中已出现满汉双语并行的局面。为保持“国语”，清廷设立宗学、觉罗学等机构专门教育宗室子弟满语骑射，但汉语作为统治广大汉地的必要工具，其地位迅速上升，满语的使用范围开始从全民语言向统治集团内部语言收缩。

1662年 ~ 1722年

康熙帝玄烨在位时期，代表了满语能力从流利向“双语精通”过渡的顶峰。康熙帝从小接受严格的满、汉、蒙三语教育，其满语水平极高，能熟练使用满语处理政务、撰写谕旨和进行文学创作。他主持编纂了《御制清文鉴》（1708年），这是第一部大型满文分类词典，对满语的规范化和保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康熙帝多次强调“国语”的重要性，要求旗人必须学习满语。然而，据《清圣祖实录》及一些传教士的记载，康熙帝的汉语同样十分流利，且对汉文化有极深的研究。这一时期，虽然皇帝本人双语俱佳，但关内的普通旗人使用汉语的频率已越来越高，满语退化初现端倪。

1723年 ~ 1735年

雍正帝胤禛的满语水平依然很高。他在即位前长期生活在北京，但作为皇子接受了系统的满语教育。雍正帝勤于政事，留下了大量的朱批奏折，其中有不少是纯满文书写，显示其满语书写能力非常熟练。他延续了其父的政策，强调“国语骑射”，并严厉批评那些轻视满语、一味模仿汉人习气的旗人官员。据《清世宗实录》记载，他曾因官员满语生疏而进行申饬。然而，雍正朝时期，八旗官兵长期驻防全国各要地，与汉族杂居共处，语言环境日益汉化，除北京和东北的某些区域外，满语作为日常口语的使用范围已大幅缩小，主要局限于宫廷内部和官方文书往来。

1736年 ~ 1795年

乾隆帝弘历是清朝皇帝中最后一位能高度熟练运用满语的君主。他以精通满、汉、蒙、藏四种语言而自豪，尤其重视满语的保护。乾隆年间进行了大规模的文献编纂和翻译工作，如将汉文经典《四书五经》等译为满文，并编纂了《五体清文鉴》（满、汉、蒙、藏、维五种文字对照的词典）。乾隆帝本人能用满语作诗，并经常用满语训示满洲大臣。他多次发布上谕，痛心于旗人“清语生疏，弓马渐弛”的现象，并采取了一系列强制措施，如规定旗人官员引见时必须说满语、考试必须考满语等。但据一些奏折和笔记显示，这些措施收效甚微，京旗子弟的满语水平仍在不可逆转地下滑，汉语已成为他们事实上的母语。

1796年 ~ 1820年

嘉庆帝颙琰在位时期，满语的衰败趋势已非常明显。嘉庆帝本人仍具备一定的满语能力，能够阅读和书写满文奏章，但其熟练程度可能已不及其父乾隆。朝廷的官方文书虽然仍保持满汉合璧的形式，但许多旗人官员的满语水平已经相当低下，甚至需要依赖笔帖式（翻译文书人员）来处理满文文件。嘉庆帝延续了祖制，一再强调学习“国语”的重要性，并试图整顿旗务，阻止满语的消亡。据《清仁宗实录》记载，他对于官员奏事中满语错误百出的现象感到愤怒并予以斥责。然而，此时满语的使用基本上仅限于宫廷仪式和极其正式的官方文件之中，失去了作为生活语言的生命力。

1821年 ~ 1850年

道光帝旻宁的满语水平反映了清中期皇帝语言能力的典型状态：接受过系统教育，具备阅读和书写官方满文文书的能力，但可能已不将其作为首选或最熟练的交流语言。道光帝仍然恪守祖制，坚持要求在处理旗务和某些重要政务时使用满语。然而，此时绝大多数满洲旗人，包括许多宗室子弟，在日常生活中已完全使用汉语，满语对于他们而言成了一门需要刻意学习、甚至感到困难的“外语”。有观点认为，道光帝在应对鸦片战争等危机时，与核心满臣的沟通可能仍部分使用满语，以确保机密，但这更多是出于政治习惯而非语言自然性。官方满文档案的数量和质量在此时期开始显著减少。

1851年 ~ 1861年

咸丰帝奕詝在位期间，满语的衰落进一步加剧。咸丰帝生长于深宫，所处的语言环境已是汉语占绝对主导。尽管宫廷教育依然包括满语课程，但其实际语言能力可能仅限于礼仪性的听说和阅读简单的文书。此时，满语文的使用几乎完全局限于极其正式的官方场合、东北“龙兴之地”的少数族群以及部分边疆事务中。据一些晚清笔记史料显示，朝廷中能流利使用满语进行对话的官员已凤毛麟角。1850年代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迫使清廷更加依赖曾国藩等汉族官僚和湘军，这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削弱了满族集团的政治和文化地位，连带使得象征其民族身份的满语也更加边缘化。

1862年 ~ 1874年

同治帝载淳是清朝首位满语能力接近“失传”的皇帝。他幼年即位，由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其教育虽仍按祖制包含满语，但实际效果甚微。据清末太监和官员的回忆录（如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中引述），同治帝的满语水平非常有限，几乎不能使用满语进行有效的沟通。朝廷政务完全依赖汉文奏章，满文文件大多沦为形式化的副本，由专门的笔帖式负责誊写和翻译，甚至皇帝和军机大臣们可能都不再详细阅读满文版本。满语此时已彻底成为一种“仪式语言”和“化石语言”，其存在的主要意义在于维护政治象征和祖制，而非实际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