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公元2世纪

赵媛姜，据《华阳国志·卷十下·先贤士女总赞》和《后汉书·列女传》记载，是东汉时期犍为郡（今四川彭山一带）人盛道的妻子。她的生平事迹主要发生在中国东汉末年，这是一个中央集权衰落、地方豪强并起、社会动荡的时期。在当时的儒家伦理框架下，“列女”通常指那些在道德操守上符合儒家规范，尤其是在忠贞、节烈、孝义等方面有突出表现的女性。赵媛姜的故事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其具体生卒年份已不可考，但根据其夫盛道的活动时间推断，她应生活于东汉中后期。

约公元194年

据《华阳国志》和《后汉书》记载，赵媛姜的丈夫盛道在犍为郡担任郡吏。东汉末年，政局混乱，地方叛乱频发。在建安年间（具体年份不详，学界普遍推测可能在194年前后），盛道可能因参与或牵连进某次反对当地权贵或官府的起事而失败，因此被官府逮捕，并被判处死刑，面临全家被籍没的悲惨命运。这一事件反映了东汉末年益州地区并不太平，除了广为人知的黄巾起义，各地还有诸多规模较小的地方性动乱，法律严苛，一人犯罪累及家人的连坐制度依然盛行。

约公元194年

在盛道被定罪、即将被押送行刑的前夜，赵媛姜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她深知一旦被籍没，她和他们的五个孩子（《后汉书》载“子翔及琼等”）将沦为官奴婢，命运将极为凄惨。为了保护年幼的子女，使他们免于奴役，她毅然决定帮助丈夫盛道越狱。据记载，当晚她设法弄断了盛道的桎梏（脚镣手铐），并让盛道带着他们所有的五个孩子一同逃亡。而她自己则选择了留下，独自承担所有后果。这一行为体现了在极端困境下，一位母亲牺牲自我以保全子女未来的深沉之爱。

约公元194年

在协助丈夫和孩子们成功逃亡后，赵媛姜独自一人留在家里。可以推断，次日官府发现盛道逃脱后，必然对留在家中的赵媛姜进行严厉的审讯。为了不暴露丈夫和孩子们的逃亡路线和去向，保护他们彻底安全，赵媛姜选择了牺牲自己的生命。史载她“遂见杀害”，即被官府处死。她的死，在当时的社会观念下，被视为恪守妇道、为夫家和子女牺牲的极致表现，是一种“义烈”的行为。她的死亡直接原因是触犯法律协助囚犯越狱，但其背后的动机是为了家庭的存续。

约公元194年后

盛道带着五个孩子最终成功逃亡，并在异地他乡隐姓埋名存活下来。据《华阳国志》记载，后来局势可能有所缓和，或者是遇到了大赦，盛道得以免罪，并最终返回了故乡。安全归来的盛感念妻子的恩义与牺牲，深感悲痛。他或许将赵媛姜的遗骸重新安葬，并终身未再娶，以纪念亡妻。他们的子女也因此得以在相对正常的环境中成长。赵媛姜的牺牲最终达成了她最初的目标：保全了丈夫和孩子的性命与自由，使家庭血脉得以延续，这被认为是她事迹中最核心的成就。

约公元3世纪至4世纪

赵媛姜的事迹主要通过史书记载流传下来。东晋史学家常璩在所著地方史《华阳国志·先贤士女总赞》中将其列为“列女”，并赋赞诗颂扬其“媛姜辅释，保城五子”的德行。南朝宋范晔在编撰《后汉书》时，也将她的传记收入《列女传》中，使其事迹得以进入正史，影响力远超一地，成为全国性的道德典范。这两部权威史籍的记载，确立了赵媛姜作为东汉末年著名节义女性的历史地位，其故事成为后世宣扬儒家妇德和牺牲精神的典型事例之一。

后世

赵媛姜的故事作为传统“列女”典范之一，被后世不断传颂和引用。历代编纂的类书、地方志以及一些训蒙读物中可能都会提及她的名字和事迹，用以教化女性。有观点认为，她的行为体现了在封建时代法律与家庭伦理发生尖锐冲突时，女性所面临的艰难抉择和付出的巨大牺牲。从现代视角回看，她的选择充满了悲剧色彩，既是个体在强权下的无奈之举，也闪耀着超越时代的母性光辉与人性的坚韧。其故事为研究东汉社会史、妇女史以及法律与伦理关系提供了宝贵的个案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