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25年

张居正出生于湖广江陵（今湖北荆州），字叔大，号太岳。其家族为军户，祖父张镇为辽王府护卫，父亲张文明为秀才。据《明史》记载，张居正自幼聪颖，有“神童”之誉，十二岁考中秀才，十三岁参加乡试本可中举，但因湖广巡抚顾璘有意挫其锐气而让其落榜，三年后十六岁中举，顾璘解犀带相赠，勉其成为国器。这一早年经历塑造了他沉稳而坚韧的性格，为其日后从政奠定了基础。

1547年

张居正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进入翰林院深造。明代翰林院是储相之所，在此他得以博览群书，研究历代典章制度，并结识了徐阶等朝廷重臣。据《明实录》记载，在此期间他目睹了严嵩专权、朝纲不振、边备废弛、财政困窘的局面，内心深怀忧患，曾上《论时政疏》直指宗室骄恣、庶官瘝旷、吏治因循、边备未修、财用大亏五大积弊，但未被采纳。这段经历使其深刻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并开始形成自己的政治理念。

1567年

明穆宗隆庆皇帝即位，张居正以裕王府旧臣身份得到重用，进入内阁参与机务。同年，他上呈《陈六事疏》，系统提出了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六项改革主张，这被视为其日后全面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据学者研究，此疏切中时弊，但当时内阁首辅为李春芳，改革主张未能全面推行。在此期间，他与高拱合作，促成了与蒙古俺答汗的“隆庆和议”，开放边贸，使北方边境获得了一段和平时期，展现了其处理复杂军政事务的能力。

1572年

明神宗万历皇帝即位，年仅十岁。内阁首辅高拱因与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权力斗争失败被罢黜，张居正在太后李氏（慈圣太后）和冯保的支持下出任内阁首辅。据《明史·张居正传》记载，高拱曾言“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此话被冯保曲解后报告太后，成为高拱去职的导火索。张居正由此开始独揽大权，辅佐幼帝，开启了为期十年的“万历新政”改革时期，其权力基础来自于太后的信任、内廷冯保的合作以及皇帝的师保地位。

1573年

张居正推行“考成法”，这是其整顿吏治的核心举措。考成法要求六部及都察院将拟办的公事登记造册，一式三份，一份留部院作底册，一份送六科监察，一份呈内阁查考。办事过程按月考核，每年总结，根据完成情况决定官员升降赏罚。据《明会典》记载，此法极大提高了行政效率，“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有效打击了官场因循拖延、敷衍塞责的积习，加强了中央集权，为后续经济、军事改革扫清了行政障碍，但也因其严厉而招致部分官员怨怼。

1578年 ~ 1582年

张居正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清丈土地，旨在解决豪强地主隐匿田产、逃避赋税导致的“赋役不均，国用日窘”问题。由户部尚书张学颜主持，制定了《清丈条例》，规定对欺隐田亩者重罚。据《明神宗实录》统计，至1581年，全国田亩数从孝宗时期的4,228,058顷增至7,013,976顷（学界对此数字精确性有讨论，但普遍承认清丈增加了大量应税田地）。此举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沉重打击了兼并土地的大地主势力，为推行“一条鞭法”奠定了数据基础。

1581年

在清丈土地的基础上，张居正将此前在部分地区试行的“一条鞭法”推行至全国。其核心内容是“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即把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据梁方仲等学者研究，此举大大简化了税制，减少了官吏盘剥的机会，标志着实物税和力役税向货币税的重大转变，适应了明中后期商品经济发展的趋势，增加了国库收入，并促进了农产品商品化和白银的流通，影响深远。

1573年 ~ 1582年

张居正大力整顿边防。他重用戚继光镇守蓟州、李成梁镇守辽东、王崇古方逢时等处置西北，巩固了北方防线。据《明史·兵志》记载，他支持戚继光修建空心敌台、训练车步骑营，组建了精锐的戚家军，使蓟门军容成为诸边之冠。同时，通过“封贡互市”政策维持了与蒙古的和平关系，减少了军事冲突。在东南沿海，则整饬海防，有效抵御了倭寇骚扰。这些措施使得万历初年出现了“边境晏然”、“太仓粟可支十年，冏寺积金至四百余万”的安定富足局面。

1582年

张居正因病逝世，享年五十八岁。据明代文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其病源于长期操劳国事，生活奢侈（如乘坐32人抬的巨轿），且好食药饵（如戚继光所献海狗肾），最终“痔疮”破裂（现代医学推测可能为直肠癌或肛瘘感染）而亡。死后 initially 获赠上柱国，谥号“文忠”，极尽哀荣。神宗皇帝曾为之辍朝，并给予了极高的葬礼规格。然而，其十年独揽大权、严厉推行改革以及约束皇帝的行为，已悄然埋下了身后遭清算的祸根。

1583年 ~ 1584年

明神宗亲政后，在长期压抑后开始清算张居正。在言官弹劾下，神宗下诏追夺张居正所有官阶、赠谥，并下令抄家。其长子张敬修不堪刑讯自缢身亡，家属饿死十余人。据《明史》记载，抄家所得并未如传言般巨万，远低于预期。朝廷宣布其罪状为“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所有改革措施除“一条鞭法”外大多被废弛，曾受重用的官员如戚继光也被革职。这场清算彻底否定了张居正的政治遗产，标志着“万历中兴”的终结，明朝政局再次走向涣散，为后来的衰败埋下伏笔。

1622年

明熹宗天启二年，在朝野部分官员的呼吁下，朝廷下诏为张居正部分平反，恢复其生前原官（荫子及诰命未复）。据《明熹宗实录》记载，此举意在激励臣工效忠国事，以应对当时内忧外患的局面。至崇祯三年（1630年），在礼部侍郎罗喻义等人的力争下，崇祯皇帝最终下旨完全恢复张居正的名誉、赠谥及其后代的荫官。这标志着官方对其历史地位的重新肯定。有观点认为，明末危局使朝廷重新认识到张居正改革的价值，但其正已无力回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