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彧
163年
荀彧出生于颍川郡颍阴县(今河南许昌)的一个著名士族家庭。其祖父荀淑为“荀氏八龙”之父,是当地名士;父亲荀绲曾任济南相。颍川荀氏是东汉末年最具影响力的士族之一,以儒学传家,门生故吏遍布天下。这种家庭背景为荀彧提供了良好的教育资源和仕途起点,也塑造了他重视礼法、忠于汉室的价值观。据《后汉书》记载,荀彧年少时便以才华出众闻名,被南阳名士何颙誉为“王佐之才”,预示了他未来在乱世中的非凡角色。
189年
荀彧被举孝廉,任守宫令,掌管皇帝的笔、墨、纸张等物品,正式进入中央政权。此时正值董卓废少帝刘辩,改立刘协为汉献帝,专权乱政,京城洛阳陷入混乱。荀彧对董卓的暴行深感不满,据《三国志》载,他预见董卓必败,为避祸患,主动请求外调,补任为亢父县令,但很快便弃官归乡。这一决定体现了他对时局的敏锐判断和不愿同流合污的政治品格,也是其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191年
荀彧离开家乡颍川,北上冀州投奔同乡兼当时实力强大的军阀袁绍。袁绍待之为上宾。然而,荀彧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后,认为袁绍虽然实力雄厚,但“终不能成大事”(《三国志·魏书·荀彧传》),因其性格多疑、优柔寡断且不能任人唯贤。同年,曹操率军进入东郡,并在袁绍支持下被表为东郡太守,开始崭露头角。荀彧敏锐地察觉到曹操的雄才大略,毅然决定离开强大的袁绍,转投当时实力相对弱小的曹操。曹操大喜过望,称其为“吾之子房(张良)”。
194年
曹操为报父仇,倾巢而出征讨徐州牧陶谦,命荀彧与程昱留守其根据地兖州治所鄄城。此时,曹操麾下的陈宫、张邈等人突然叛变,迎接吕布进入兖州,绝大多数郡县纷纷响应。荀彧临危不乱,迅速从濮阳召回夏侯惇,并设计诛杀了城内意图响应吕布的数十名叛变者,稳定了鄄城军心。随后,他又派程昱成功说服了范、东阿二城坚守,为曹操保住了三座至关重要的城池和军队根基。这次危机处理展现了荀彧卓越的谋略和镇定,是曹操集团得以存续并东山再起的关键。
196年
曹操击败汝南、颍川一带的黄巾军余部,实力大增。在迎接汉献帝东归洛阳的问题上,曹军内部多数人持反对意见,认为时机未到。唯独荀彧力排众议,他向曹操提出了极具战略眼光的“奉天子以令不臣”的策略。他引用晋文公纳周襄王而诸侯景从、汉高祖为义帝缟素而天下归心的历史典故,说服曹操迎接处于窘迫中的汉献帝。曹操采纳其议,成功将汉献帝迎至许县,取得了政治上的绝对主动权。此举不仅使曹操获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也奠定了荀彧作为首席谋士的地位。
200年
曹操与袁绍两大集团在官渡展开战略决战。战役初期,曹军粮草不济、兵力处于劣势,曹操一度心生退意,写信向留守许都的荀彧征求意见。荀彧回信坚决反对退兵,他以楚汉相争时刘邦与项羽在荥阳、成皋对峙的史实为例,指出“此用奇之时,不可失也”,鼓励曹操坚守待变,出奇制胜。这封信极大地坚定了曹操的决心。此外,在官渡之战前,荀彧还精准地分析了袁绍集团内部谋士(如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治等)的优缺点,并推荐了钟繇镇守关中,确保了后方的稳定。学界普遍认为,荀彧虽未亲临前线,但其战略指导和后方维稳对官渡之战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203年
曹操在击败袁绍后,准备南征刘表。荀彧再次献上关键战略。他建议曹操应趁袁绍刚死、其子袁谭与袁尚内斗之机,先彻底平定河北,若舍河北而远征荆州,一旦袁氏兄弟收拢残部死灰复燃,则后方危矣。曹操采纳此策,迅速回师北上,最终各个击破,于207年彻底消灭袁氏势力,统一了中国北方。这一“先北后南”的战略规划,避免了曹操集团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是其统一北方的关键步骤,也体现了荀彧卓越的大局观和战略前瞻性。
205年 ~ 212年
曹操基本统一北方后,荀彧的工作重心逐渐从军事谋略转向政治制度和人才举荐。他长期担任尚书令,实际负责中央政府的日常运转,被曹操誉为“人之师表”。他大力为曹操举荐人才,构成了曹魏政权的核心智囊团,据《三国志》载,经他举荐的谋士包括钟繇、荀攸、陈群、杜袭、戏志才、郭嘉等一大批杰出人物,堪称“颍川谋士集团”的核心。有观点认为,荀彧举荐的人才不仅能力出众,且多数与他一样具有浓厚的士族背景和儒家理想,这为他日后与曹操在政治路线上的分歧埋下了伏笔。
212年
曹操的政治野心日益膨胀,董昭等人提议曹操进爵“魏公”,加九锡,建立独立的魏国宗庙社稷,这明显是迈向篡汉的关键一步。此举遭到了以荀彧为代表的拥汉派士大夫的强烈反对。荀彧基于其儒家士大夫的立场和“匡扶汉室”的政治理想,明确表示:“(曹公)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他认为曹操应保持臣节,维护汉室正统。这番直言不讳的反对,使他与曹操的政治分歧公开化、白热化,也彻底触怒了曹操。
212年
在明确反对曹操称魏公后,荀彧与曹操的关系急剧恶化。据《三国志》引《魏氏春秋》记载,曹操南征孙权时,故意上表请荀彧到谯郡劳军,并趁机将其留在军中,随后任命他为侍中、光禄大夫,参丞相军事,实为剥夺其尚书令的实权。大军行进至寿春时,荀彧忧惧成疾,留于此地。不久,曹操派人给他送去一个食盒,荀彧打开后发现空无一物,于是服毒自尽,时年五十岁。另一种说法(《后汉书》)则称其为“以忧薨”。无论真相如何,其死亡直接源于与曹操的政治决裂,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翌年,曹操顺利进爵魏公。
212年后
荀彧之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曹操而言,他清除了内部最大的拥汉派和精神领袖,为其子曹丕日后篡汉称帝扫除了最重要的道义障碍。对于颍川士族集团,这是一个重大打击,但也促使他们逐渐调整策略,从单纯维护汉室转向与曹氏合作以保障家族利益,为后来实行“九品中正制”奠定了基础。在历史上,荀彧的形象复杂而充满悲剧色彩:他既是曹操统一北方的首席功臣,又是汉王朝最后的忠臣。有观点认为,他一生致力于调和“匡扶汉室”与“辅佐曹操”这两个最终无法兼容的目标,其死亡是理想主义在现实政治压力下的必然结局。《三国志》作者陈寿评价其“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风,然机鉴先识,未能充其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