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公元前250年

张良出生于战国末期的韩国城父（今河南省宝丰县），其家族为韩国五代相门之后，祖父张开地、父亲张平相继担任韩昭侯、韩宣惠王、韩襄哀王时期的丞相。据《史记·留侯世家》记载，张良家族“相韩五世”，这使得他自幼接受系统的贵族教育，熟读兵法与纵横之术。韩国作为战国七雄中最早被秦国所灭的国家（公元前230年），这一背景深刻影响了张良日后矢志反秦的政治立场。有学者认为，张良年轻时可能游学于齐地稷下学宫，接触过黄老道家思想，这为其后来“运筹帷幄”的军事谋略奠定了理论基础。

公元前218年

张良于博浪沙（今河南省原阳县东南）组织了对秦始皇的刺杀行动。据《史记》记载，张良“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雇佣力士铸造重达120斤的铁椎，在秦始皇东巡途中伏击。虽然铁椎误中副车，行动失败，但此事成为秦汉之际最具象征意义的反抗事件之一。张良自此匿名逃亡至下邳（今江苏省睢宁县），《史记》描述其“变更姓名，亡匿下邳”。有观点认为，这次刺杀失败促使张良从直接暴力反抗转向战略谋划，期间他可能系统研读了《太公兵法》等兵家著作，为后来辅佐刘邦积累了军事理论储备。

约公元前210年

张良在下邳桥遇黄石公并获得《太公兵法》的传说被记载于《史记》。据载，黄石公三次故意坠鞋考验张良，张良均恭敬拾取并为其穿鞋，最终获得“读此则为王者师矣”的赠书。此事虽带有传说色彩，但反映了张良隐忍修行的经历。清代学者梁玉绳在《史记志疑》中认为，此传说可能隐喻张良在下邳期间广泛结交豪杰、研习兵法的实际活动。值得注意的是，下邳地处楚文化圈，张良在此接触到的楚地反秦势力（如项梁、项羽叔侄）对其后来选择投奔刘邦具有重要影响。

公元前209年

陈胜吴广起义爆发后，张良聚集百余名少年起兵响应，最初打算投奔景驹领导的楚政权。途中在留县（今江苏省沛县东南）偶遇刘邦，据《史记》描述，张良多次用《太公兵法》向刘邦献策，“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而与其他人交流则“皆不省”。这种战略思想的共鸣促使张良改变原计划，决定追随刘邦。有学者指出，此时刘邦部队仅数千人，而项梁军已达十万之众，张良的选择体现其独到的政治眼光。此后张良暂别刘邦辅佐韩王成收复韩国故地，这种“借韩扶汉”的战略布局为其后来在楚汉战争中发挥纽带作用埋下伏笔。

公元前207年

张良随刘邦西征咸阳途中，在峣关（今陕西省商洛市西北）实施关键性谋略。当时秦将据险坚守，张良建议一方面布疑兵震慑守军，另一方面派郦食其携重宝游说秦将投降，待其松懈时突袭取胜。此战打通了进军咸阳的最后屏障，体现了张良“刚柔并济”的用兵艺术。据《资治通鉴》记载，刘邦原本想强攻武关，被张良劝阻后改用其计，“秦将果欲连和”。有军事史研究者认为，这一战役是心理战与军事打击结合的早期典范，为后来楚汉战争中的谋略运用提供了实践经验。

公元前202年

在垓下决战前夕，张良协调各方势力完成对项羽的合围。当韩信、彭越迟迟不发兵时，张良建议刘邦正式分封土地作为承诺，促使诸将全力参战。据《史记》记载，张良准确判断“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刘邦依计封赏后，“诸侯皆会”。在项羽败亡后，张良反对建都洛阳，支持娄敬定都关中的建议，并引用“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形容关中优势。有地理学家指出，这一决策对汉朝依托关中控制东方诸侯国的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长安此后成为多个王朝的首都。

公元前201年

刘邦大封功臣时，张良主动辞让三万户封邑，仅求封留侯。据《史记》记载，张良自称“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这种谦退态度与韩信、彭越等人的遭遇形成鲜明对比。有政治学者认为，张良的急流勇退既源于对“兔死狗烹”历史规律的洞察，也与其黄老道家思想相关。同时，张良在封赏争议中帮助刘邦化解矛盾，例如建议首先封赏与刘邦有怨的雍齿，以此安定群臣之心，这一举措被司马迁评价为“一言而遣诸侯之疑”。

公元前195年

刘邦欲废太子刘盈（吕后子）改立赵王如意时，张良为吕后策划请出“商山四皓”辅佐太子。据《汉书》记载，张良最初婉拒参与此事，后接受吕泽（吕后兄）强请而出谋。当刘邦见太子身后跟随四位须眉皓白的老者，得知是屡征不应的商山四皓后，认为太子“羽翼已成”，遂放弃易储之念。有历史研究者指出，此事可能经过后世儒家学者的加工，但反映了张良在汉初政治中的特殊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张良在此事后更彻底地采取“辟谷”修行，远离政治中心。

约公元前189年

张良去世，谥号文成侯。据《史记》记载，张良晚年“乃学辟谷，道引轻身”，曾表示“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其子张不疑袭爵，但五十年后因卷入谋杀案被除国。有考古发现显示，张良墓可能位于今河南省兰考县与山东省微山县交界处，但具体位置仍有争议。张良的谋略思想被后世尊为“帝王师”的典范，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自比“管仲、乐毅”，而杜甫诗作则称“张良未逐赤松去，桥边黄石知我心”，可见其形象在历史记忆中的演变。有学者统计，《史记》中张良相关记载达万余字，在汉初功臣中仅次于萧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