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386年

崔浩出生于清河崔氏，其父崔宏（字玄伯）是北魏开国功臣。崔宏早年仕于后燕，后归附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因其学识渊博、精通制度，深受信任，被任命为吏部尚书，负责典章制度的制定。崔浩成长于这样的家庭环境中，自幼接受了深厚的汉文化教育，这为他日后成为北魏汉化改革的核心人物奠定了基础。据《魏书》记载，崔宏的言传身教对崔浩的政治理念和学术修养产生了深远影响，父子二人在北魏前期政治中均扮演了重要角色。

约398年

崔浩初入仕途，担任直郎等职，开始在道武帝拓跋珪身边服务。道武帝是北魏的建立者，他通过军事征服统一了代北地区，并开始模仿中原王朝建立国家制度。在此期间，崔浩的才华逐渐显露，他凭借其汉文化素养和行政能力，参与了早期制度的规划。有观点认为，崔浩在此时已开始为道武帝讲解经史，并参与了一些文诰的起草工作，这使他与最高统治者建立了初步的联系，为其后来的政治崛起埋下了伏笔。

409年

道武帝拓跋珪晚年因服食寒食散导致精神失常，性情暴虐，最终被其次子拓跋绍杀害。随后，拓跋珪的长子拓跋嗣（即明元帝）平定叛乱即位。在这一系列宫廷剧变中，崔浩作为近臣得以幸存，并继续服务于新君。明元帝即位后，崔浩被任命为博士祭酒，经常为皇帝讲授经书。据《魏书》记载，明元帝对崔浩非常信任，“恒授经书”，君臣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学术与政治关系，崔浩开始更深地介入国家决策。

415年

北魏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发生严重饥荒，有大臣提议迁都至邺城。崔浩与周澹共同向明元帝进言，坚决反对迁都。崔浩从战略角度分析，认为迁都会动摇国本，暴露虚弱，并建议将贫困百姓分散到各州就食，待来年收成好转再回平城。明元帝采纳了此议。这一事件充分展示了崔浩的政治远见和辩论才能，也巩固了他在明元帝心中的地位。周澹作为共同献策者，是崔浩在政治上的重要盟友之一。

423年

明元帝拓跋嗣去世，其子拓跋焘（即太武帝）即位。崔浩作为前朝重臣，继续得到太武帝的重用。太武帝雄心勃勃，立志统一北方，崔浩的战略才能正好符合其需求。据《魏书》载，太武帝曾对左右说：“汝曹视此人（崔浩）尫纤懦弱，手不能弯弓持矛，其胸中所怀，乃逾于甲兵。”这表明太武帝对崔浩的器重超越了其文臣的外表，更看重其运筹帷幄的智谋，二人开启了长达二十余年的密切合作。

426年

太武帝欲攻打大夏国君主赫连勃勃，但群臣多持反对意见。以长孙嵩为代表的鲜卑勋贵认为深入敌境风险太大。崔浩力排众议，详细分析了夏国政治动荡（赫连勃勃刚死，诸子内斗）、地理形势和北魏军力优势，坚决主张出兵。太武帝采纳崔浩之策，最终成功攻占夏国都城统万城。此役是崔浩与以长孙嵩为首的保守派军事贵族的一次重要交锋，崔浩的胜利彰显了其战略眼光，也加深了鲜卑贵族对他的嫉恨。

429年

太武帝召集群臣，商议是否北伐柔然。以长孙嵩、刘洁、古弼为代表的绝大多数大臣强烈反对，认为柔然迁徙无常，劳师远征难有收获，且担心南朝刘宋趁机北上。崔浩再次独排众议，引用天象（“荧惑出匏瓜”）和历史经验，断言柔然可一举击破，并认为刘宋暂无北侵能力。太武帝最终听从崔浩，发动了规模空前的远征，大破柔然，俘获甚众。此役极大地削弱了柔然势力，确立了北魏在北方的霸权，崔浩的声望达到顶峰。反对者刘洁、古弼等人与崔浩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439年

太武帝灭北京政权，统一北方。他命崔浩监秘书事，负责修撰北魏国史《国记》。崔浩组织了一个包括中书侍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等人在内的团队进行编纂。崔浩主张秉笔直书，详尽记录北魏先祖的历史，包括一些不光彩的原始习俗和事迹。高允等人曾对此提出过谨慎的建议。据《魏书》记载，有观点认为崔浩此举意在通过修史彰显汉文化的优越性，贬抑鲜卑旧俗，这为其后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高允作为参与者和后来的幸存者，与崔浩关系密切。

约440年

崔浩笃信道教，拜天师道首领寇谦之为师。寇谦之自称受太上老君之命“清整道教”，改革天师道，得到了崔浩的极力推崇。崔浩向太武帝上书，盛赞寇谦之及其教义，称其“辞旨深妙，自古无比”。在崔浩的影响下，太武帝逐渐倾向道教，并于440年改元“太平真君”。寇谦之与崔浩的结合，是宗教与政治的联盟，他们共同推动了太武帝后期“崇道灭佛”政策的形成。寇谦之是崔浩在宗教信仰上的重要同道。

446年

因在长安佛寺中发现兵器、酿酒器具及与贵族妇女淫乱的窟室，太武帝在崔浩和寇谦之（尽管寇谦之曾劝阻大规模杀戮）的推动下，下诏在全国范围内诛杀沙门、焚毁经像、废除佛教，史称“太武灭佛”。太子拓跋晃（景穆帝）素来信佛，对灭佛令持反对态度，虽无法阻止，但尽力延迟诏书下发，使许多僧人得以逃匿。此事加剧了崔浩与太子拓跋晃之间的矛盾。拓跋晃作为储君，其政治立场与崔浩相左，是崔浩在宫廷中的重要对立面。

450年

崔浩《国记》修成后，其姻亲闵湛、郗标建议将《国记》刊刻于石碑之上，立于通衢大道，“以彰直笔”。崔浩采纳此议，将刻有北魏先世事迹的石碑树立于平城郊外的大道旁。由于史书内容“备而不典”，即如实记载了拓跋部早期历史中一些被视为“野蛮”的习俗，引起了往来鲜卑贵族的极大愤慨。他们联合向太武帝控诉崔浩“暴扬国恶”。太武帝勃然大怒，认为崔浩有意羞辱皇室，遂下令收捕崔浩及秘书郎吏以下数百人。

450年夏

在北鲜卑贵族的强烈要求下，太武帝下诏诛杀崔浩。崔浩被囚于囚车之内，押送平城南城，数十名卫士向他身上撒尿，备受凌辱后处死，其家族清河崔氏无论远近，以及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等北方高门均被连坐灭族，史称“国史之狱”。与崔浩一同修史的高允，因太子拓跋晃（已于451年早逝）事先为其求情，加之太武帝欣赏其耿直，得以幸免。崔浩之死标志着北魏前期汉化改革的一次重大挫折，汉人士族势力遭到沉重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