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1月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署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创作的历史剧《海瑞罢官》，指责该剧影射现实，为“右倾机会主义”翻案。这篇文章的发表被认为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据资料显示，该文的写作和发表过程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但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数成员并不知情。文章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讨论和争议，许多学者对姚文元的观点提出质疑。这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文化领域的批判开始升级，为后续的政治运动奠定了基础。

1966年05月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后称“五一六通知”），正式宣布发动文化大革命。通知指出要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通知还提出要警惕“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有观点认为，这一通知的通过标志着文化大革命从思想文化批判转向了全面的政治运动。会议期间，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人被错误地定性为“反党集团”，遭到批判和撤职。

1966年06月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号召群众起来批判和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同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贴出大字报，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这张大字报经毛泽东批准向全国广播。随后，全国各地大中学校纷纷停课，学生组织红卫兵，开始批斗学校领导和教师，破坏文物古迹，冲击党政机关。据资料显示，这一时期许多知识分子、教育工作者和文化界人士遭到迫害，大量文化遗产被毁，社会秩序开始陷入混乱。

1966年08月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8月5日，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和邓小平。会议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明确规定“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林彪成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地位明显下降。有观点认为，这次会议使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合法化，并确立了“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原则，导致无政府状态进一步加剧。

1966年08月 ~ 1966年11月

1966年8月18日至11月26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先后八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群众，总人数约1300万人次。这些接见活动极大地鼓舞了红卫兵运动的发展。红卫兵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运动，冲击寺庙、教堂、文物古迹，焚烧书籍字画，破坏历史文物。同时，红卫兵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串连”，免费乘坐交通工具，传播“革命火种”。据资料显示，这一时期大量文化遗产遭到不可挽回的破坏，许多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和干部受到残酷迫害。

1967年01月

1967年1月，在上海爆发了所谓的“一月风暴”，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造反派组织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后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毛泽东对此表示支持，认为“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随后，夺权风暴迅速席卷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相继被造反派夺权，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据资料显示，夺权过程中各造反派组织为争夺权力发生激烈冲突，导致武斗频发，社会秩序进一步混乱，国民经济受到严重冲击。

1967年02月

1967年2月，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军委领导人在怀仁堂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强烈批评，与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发生激烈争执。这一事件后来被诬为“二月逆流”。毛泽东批评了这些老同志，他们随后受到迫害和打压。有观点认为，这次事件标志着党内健康力量试图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努力失败。此后，中央文革小组的权力进一步扩大，刘少奇、邓小平等更多老干部被彻底打倒。

1967年07月 ~ 1967年09月

1967年7月至9月，武汉爆发“七二〇事件”，当地群众组织“百万雄师”与支持中央文革小组的造反派发生冲突，并扣留了前来处理问题的中央代表谢富治、王力。毛泽东、周恩来紧急处理此事，将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此后，全国范围内掀起了针对“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批判浪潮，许多军队领导干部受到冲击。据资料显示，这一事件导致军队内部矛盾激化，全国各地武斗升级，许多工厂停产，交通瘫痪，国民经济进一步恶化。

1968年07月

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决定派出“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宣队）和“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军宣队）进驻清华大学等高等院校，制止武斗，领导学校的“斗、批、改”。随后，工宣队、军宣队陆续进驻全国各大中学校、科研院所和文化单位。有观点认为，这一措施标志着红卫兵运动开始被控制，无序的群众运动逐渐被纳入体制管理。工宣队、军宣队的进驻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秩序，但也加强了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控制。

1968年12月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全国随即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高潮。据资料显示，在1966年至1978年间，约有1600多万城市知识青年被安排到农村和边疆地区。这一运动缓解了城市就业压力，但也导致一代人失去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有观点认为，上山下乡运动对知青个人命运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也对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和城乡关系带来了复杂变化。

1969年04月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林彪在政治报告中全面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写入党章。林彪被确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大会选举的中央委员会中，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不到五分之一。有观点认为，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这次大会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

1971年09月

1971年9月13日，林彪与其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等人乘飞机外逃，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史称“九一三事件”。事件发生后，全国开展“批林整风”运动，批判林彪反党集团。据资料显示，这一事件对毛泽东打击很大，也促使许多干部群众对文化大革命产生怀疑。有观点认为，九一三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此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着手纠正极左错误，落实干部政策，恢复国民经济。

1973年08月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周恩来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大会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肯定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据资料显示，这次大会一方面解放了一批老干部，如邓小平、王稼祥、乌兰夫、李井泉、谭震林、廖承志等被选为中央委员；另一方面，江青集团势力得到加强，王洪文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有观点认为，十大后党内健康力量与江青集团的斗争更加激烈。

1974年01月

1974年1月1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转发由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全国开始“批林批孔”运动。江青等人借批孔影射周恩来，把攻击矛头指向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企图为自己组阁创造条件。据资料显示，这场运动造成政治空气再度紧张，刚刚有所好转的国民经济再次受到冲击。许多地区和部门重新出现混乱局面。有观点认为，毛泽东发现江青等人借机进行篡权活动后，对她们作了严厉批评，指出江青有“组阁”的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