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公元前3000年 ~ 约公元前2000年

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埃及文明中，音乐与宗教仪式和王权紧密结合。考古发现如乌尔王陵中的里尔琴（Lyre）和埃及墓葬壁画中的乐师图像，表明音乐用于祭祀、庆典和宫廷娱乐。这些早期乐器制作精良，音阶系统开始萌芽。与此同时，在中国的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贾湖遗址出土了迄今世界上最古老的吹奏乐器——骨笛，由鹤类尺骨制成，具备七声音阶，能演奏完整乐曲。据资料显示，这些骨笛可能与原始宗教仪式有关，反映了中国先民对音高已有初步认识。两者都标志着音乐作为人类早期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功能和发展路径因文化背景而异。

约公元前1000年 ~ 公元前500年

在古希腊，音乐（Mousikē）是包括诗歌、舞蹈在内的综合艺术形式，被认为具有影响道德和性格的教化作用（Ethos理论）。古希腊发展了完整的音乐理论体系，包括由毕达哥拉斯通过弦长比例发现的音程数学规律，以及多利亚、弗里吉亚等多种调式。里拉琴（Lyre）和阿夫洛斯管（Aulos）是代表性乐器。同一时期，中国西周王朝建立了严格的礼乐制度，将音乐（雅乐）视为维护宗法等级秩序、教化民众的核心工具。周公“制礼作乐”，音乐与礼仪紧密结合，用于祭祀、朝聘、宴飨等场合。乐器按材质分为“八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编钟和编磬成为礼乐重器，其使用有严格的等级规定。两者都高度重视音乐的社会功能，但古希腊侧重于个人教化与理论探索，而中国则更强调其政治伦理和等级规范功能。

公元前5世纪 ~ 公元前3世纪

古希腊雅典的戏剧（悲剧和喜剧）繁荣发展，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的作品大量运用音乐合唱，是音乐与诗歌、戏剧结合的典范。音乐理论家如阿里斯托克塞诺斯进一步研究了音阶和旋律。与此同时，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雅乐制度衰落，各地民间音乐（“郑卫之音”）兴起，音乐审美功能增强。儒家代表人物孔子极力推崇和试图恢复西周雅乐，认为“郑声淫”，主张“乐则《韶》《舞》”，强调音乐的政治道德功能。道家老子和庄子则提出“大音希声”，强调音乐的自然本质和超越形式的审美境界。有观点认为，这一时期的音乐思想辩论，奠定了中国后世音乐美学发展的基础。

公元4世纪 ~ 公元6世纪

随着罗马帝国衰落和基督教成为国教，西方音乐发展的中心转向教会。教皇格里高利一世（在位期间590-604）时期，对基督教圣歌进行了大规模的收集、整理和统一，形成了以他名字命名的“格里高利圣咏”（Gregorian Chant）。这是一种单声部、无伴奏、拉丁文歌词的宗教礼仪音乐，采用教会调式，节奏自由，追求肃穆、超脱的宗教情感。其传播依赖于修道院的抄写和口传心授。同一时期的中国，正处于魏晋南北朝的分裂与融合阶段。社会动荡，玄学清谈盛行，佛教和道教广泛传播，音乐文化呈现多元融合特点。中原音乐、南方吴歌西曲、以及来自西域（如龟兹）、中亚、印度的外来音乐（胡乐）进行了大规模交流融合。有观点认为，琵琶、筚篥等众多乐器正是在此时期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为隋唐燕乐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公元7世纪 ~ 公元10世纪

在西方，格里高利圣咏继续作为教会音乐的核心。9世纪左右，复调音乐（Polyphony）开始萌芽，最初是在圣咏旋律上方即兴附加一个平行四度或五度的声部（奥尔加农，Organum），标志着西方音乐开始走向多声部织体的独特发展道路。音乐理论家如圭多·达雷佐发明了四线谱和“圭多手”等辅助教学工具，促进了音乐记谱法和教学法的规范化。与此同时，中国唐代迎来了古代音乐发展的顶峰。国家设立太常寺、教坊、梨园等机构管理音乐，宫廷燕乐极度繁荣，融合了中原清商乐、西域胡乐等多种成分的大型歌舞大曲（如《霓裳羽衣曲》）成为代表。乐器种类空前丰富，琵琶技艺尤为突出。唐朝对外交流频繁，其音乐深刻影响了朝鲜、日本等周边国家。据资料显示，日本雅乐正是此时期传入并保存至今。

约公元11世纪 ~ 公元14世纪

西方音乐中复调技术迅速发展，出现了巴黎圣母院乐派（Notre Dame School），代表人物莱奥南和佩罗坦创作了丰富的奥尔加农和孔杜克图斯（Conductus）作品，节奏模式开始复杂化。同时，世俗音乐也开始兴起，法国南部的游吟诗人（Troubadours）和北部的游吟诗人（Trouvères）创作演唱单声部的骑士爱情歌曲，德国则有恋诗歌手（Minnesinger）。记谱法进一步精确化。同一时期的中国宋元时期，音乐文化重心从宫廷转向市井。商品经济繁荣，城市中出现瓦舍、勾栏等娱乐场所，说唱音乐（如诸宫调）、杂剧、南戏等市民音乐形式兴起并繁荣。宋词成为可唱的歌曲形式，姜夔的《白石道人歌曲》是现存罕见的带有乐谱的宋词集。元代杂剧成就突出，关汉卿、王实甫等大家的作品融合了音乐、文学和表演。有观点认为，宋元市井音乐的兴起标志着中国音乐从服务于宫廷贵族向服务市民大众的重要转变。

约公元1400年 ~ 公元1600年

西方文艺复兴时期，音乐的人文主义精神增强。复调音乐技术达到高峰，形成了以约翰·邓斯泰布尔、吉勒·班舒瓦、若斯坎·德普雷为代表的佛兰德乐派，他们的作品结构宏大，声部均衡，情感表达细腻。16世纪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深刻影响音乐：马丁·路德领导的新教创造了众赞歌（Chorale）；天主教特伦特会议后，帕莱斯特里那的纯净复调风格被奉为典范。威尼斯乐派发展了复合唱风格。世俗牧歌（Madrigal）也非常流行。同一时期的中国明朝，古典戏曲进一步发展，昆山腔经魏良辅等人改革，形成细腻婉转的“水磨调”，成为影响深远的昆曲。朱载堉在《乐律全书》中通过精密计算首次提出了“新法密率”（即十二平均律）的理论，解决了旋宫转调的历史难题，据资料显示，这一伟大律学成就比西方早约半个世纪，但在实践应用上未如西方那样引发音乐创作的革命。

约公元1600年 ~ 公元1750年

西方进入巴洛克音乐时期。歌剧在佛罗伦萨诞生，经蒙特威尔第等人发展成熟。调性体系取代教会调式成为音乐结构的基础。音乐风格强调情感对比和戏剧性，通奏低音普遍使用。器乐音乐获得与声乐同等重要的地位，出现了协奏曲、奏鸣曲、组曲等体裁。巴赫和亨德尔将巴洛克音乐推向顶峰，巴赫的复调技术和亨德尔的清唱剧、歌剧成就非凡。这一时期的中国处于明清易代之际及清代前期。戏曲仍然是音乐文化的主流，昆曲持续繁荣，并逐渐宫廷化、雅化。各地地方声腔兴起。大型音乐文献成果显著，如《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收录了大量曲牌。古琴音乐流派纷呈，形成众多传谱。但与西方不同，中国音乐仍以单旋律线条为主，未发展出系统的和声与复调体系，记谱法也相对简略，更重口传心授和即兴发挥。

约公元1750年 ~ 公元1820年左右

西方音乐进入古典主义时期。音乐风格追求清晰、均衡、自然的形式美，主调音乐取代复调成为主导。奏鸣曲式、交响曲、弦乐四重奏等体裁在曼海姆乐派、柏林乐派探索下成熟，并由维也纳古典乐派的海顿、莫扎特、贝多芬推向极致。音乐家的身份从依附于宫廷或教会的仆役逐渐转变为独立的自由艺术家。公众音乐会开始兴起。与此同时的中国清代乾隆、嘉庆时期，戏曲出现了“花雅之争”，雅部昆曲逐渐衰落，花部地方戏（如梆子、皮黄等）勃兴，最终京剧在徽班进京（1790年）后逐渐形成并发展，融合了多种声腔，成为影响全国的大剧种。民间器乐合奏形式（如西安鼓乐、十番锣鼓等）和少数民族音乐也有发展。但整体上，中国音乐体系仍在传统框架内演进，与西方正在发生的结构性、革命性变化形成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