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68年 ~ 1644年

明朝建立后，丝绸业在官方主导下得到恢复和发展。明太祖朱元璋推行“重农抑商”政策，但将丝绸视为重要的财政来源和对外贸易商品，设立了官营织造机构。在南京、苏州、杭州等地设立“织染局”，由宦官或官员管理，生产供皇室、赏赐和贸易用的高级丝绸。民间丝织业同样繁荣，特别是在江南地区，形成了以家庭为单位、“机户出资，织工出力”的雇佣生产关系，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据资料显示，明代中后期，苏州的丝织业中“机户”常雇佣“机工”进行生产，这种生产关系的变化被认为是社会经济的重要演进。丝绸技术也有进步，织金、妆花等复杂工艺达到高峰，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详细记载了养蚕、缫丝、织造的全过程。明代丝绸通过郑和下西洋等渠道大量外销，刺激了生产。

约15世纪中后期 ~ 17世纪初

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成为全国乃至全球的丝绸生产中心，专业化市镇兴起。以苏州、杭州、湖州、嘉兴为核心的太湖流域，形成了从植桑、养蚕、缫丝到织造、染整、贸易的完整产业链。苏州的盛泽镇、震泽镇，湖州的双林镇、南浔镇等，都因丝绸而繁荣，成为“丝绸之府”。这些市镇吸引了大量周边农村人口从事丝织业，商业资本活跃，出现了专门收购生丝和丝绸产品的“绸庄”、“牙行”。有观点认为，这一时期江南丝绸业的商品化、专业化程度极高，已深度卷入全球贸易网络。通过葡萄牙、西班牙商人，中国生丝和丝绸大量运往美洲、欧洲和日本，换取白银，形成了“丝—银”对流，对明代货币经济和财政产生了深远影响。海外需求的增长进一步刺激了生产规模的扩大和技术精细化。

1573年 ~ 1620年

隆庆元年（1567年），明廷部分解除海禁，准贩东西二洋，史称“隆庆开关”。这一政策极大地促进了民间海外贸易，丝绸成为最主要的出口商品之一。中国商船从月港（今福建海澄）等地出发，将生丝、绸缎运往东南亚的马尼拉等地，与来自美洲的西班牙白银进行交换。据资料显示，当时运抵马尼拉的中国商品中，生丝和丝织品价值常占80%以上。这些丝绸再被西班牙“马尼拉大帆船”运往美洲殖民地，甚至远销欧洲。同时，对日本的走私贸易也极为兴盛，尽管官方禁止，但东南沿海商人与日本、荷兰商人交易生丝获利极丰。海外市场的巨大需求使得江南丝绸生产供不应求，推动了生产组织的进一步分化，并吸引了大量白银流入中国，学界普遍认为这为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改革、赋税征银创造了条件。

1644年 ~ 约1684年

明清鼎革之际，丝绸业遭受严重破坏。清军入关及统一战争过程中，江南等主要产区战乱频仍，人口锐减，桑园荒废，织机停摆。清初为巩固统治，一度实行严厉的“迁海令”（1661-1683年），强迫东南沿海居民内迁，断绝海上贸易，沉重打击了依赖外贸的丝绸产业。直到康熙帝平定三藩之乱（1681年）和收复台湾（1683年）后，局势才逐渐稳定。清政府于1684年宣布废止海禁，设立江、浙、闽、粤四海关，管理对外贸易，丝绸业开始复苏。清初统治者认识到丝绸业的重要性，基本沿袭明制，在江宁（南京）、苏州、杭州设立“织造衙门”，即著名的“江南三织造”，由内务府派员管理，负责供应宫廷和官府用绸，并兼有监察地方的政治职能。

1684年 ~ 约1757年

康熙帝开海设关后，清代丝绸业进入恢复和发展期，并迎来了对欧美直接贸易的繁荣。江南三织造（江宁、苏州、杭州）规模庞大，技术精湛，代表了官营丝绸业的最高水平。曹雪芹家族曾世袭江宁织造，其奢华生活与织造事务在《红楼梦》中有所折射。民间丝织业在和平环境下迅速恢复，南京的云锦、苏州的宋锦和缂丝、杭州的杭罗和杭纺闻名遐迩。生丝和丝绸是当时中国对欧洲出口的绝对大宗商品。英国东印度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等西方商船大量采购中国生丝运往欧洲，利润丰厚。据资料显示，18世纪初，英国东印度公司船只运载的货物中，生丝价值常占总货值的1/3以上。这一时期的贸易顺差使大量白银持续流入中国，有观点认为这是康乾盛世的经济基础之一。

1757年 ~ 1842年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下令关闭江、浙、闽三海关，规定西洋商船只能在广州一口通商，即“广州一口通商”政策。这一政策改变了丝绸的对外贸易格局。所有出口的生丝和绸缎必须通过广州的“十三行”行商与外国商人交易。行商垄断了对外贸易，他们从江南产区采购丝绸，经内陆或海路运至广州出口。尽管通商口岸受限，但欧美对中国丝绸的需求有增无减，广州的丝绸贸易额依然巨大。然而，这种垄断制度也增加了交易成本和中间环节，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生产的灵活性。与此同时，国内丝绸市场继续扩大，除了传统的江南产区，四川、广东等地的蚕丝业也有所发展。广州本地为适应外销，也发展出独具特色的“粤缎”、“粤纱”。官营织造在乾隆时期达到鼎盛，但后期因管理腐败、效率低下而逐渐衰落。

约19世纪40年代 ~ 19世纪末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开放五口通商，丝绸业被卷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既面临挑战也迎来新的机遇。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上海作为新开口岸迅速崛起，取代广州成为最大的生丝出口港。江南地区的生丝可以就近从上海出口，大大降低了运输成本，刺激了产区扩大生产。湖州南浔等地因经营生丝出口贸易而诞生了富可敌国的“四象八牛”丝商群体。有资料显示，19世纪60-70年代，中国生丝出口量持续增长，主要销往工业革命后的法国里昂等欧洲丝织中心。然而，挑战也随之而来：一是日本明治维新后，现代化蚕丝业迅猛发展，成为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强劲对手；二是西方消费者偏好逐渐变化，对中国传统厚重绸缎的需求下降，更青睐轻盈的织物；三是国内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年）对江南主产区造成严重破坏，桑园损毁，织工流散，战后虽有所恢复，但元气大伤。

19世纪60年代 ~ 19世纪90年代

晚清洋务运动时期，中国开始尝试引进西方技术改良传统丝绸业，迈出了近代化的第一步。一些有识之士和地方政府认识到中国丝绸业在技术、质量上与日本及欧洲的差距。1872年，侨商陈启沅在广东南海创办继昌隆缫丝厂，引进法国式蒸汽缫丝机，采用机器生产，提高了生丝品质和效率，被视为中国近代民族资本工业的开端之一。此后，上海、无锡、苏州等地也陆续出现采用机器缫丝的工厂。例如，1881年黄佐卿在上海创办公和永丝厂。这些工厂主要集中在缫丝环节，织造仍以手工木机为主。官办企业也有所尝试，如张之洞在1890年代于武昌设立湖北缫丝局。机器缫丝厂的兴起冲击了传统手工缫丝业，曾引发“机器夺民生计”的冲突，如1881年南海发生的捣毁丝厂事件。但总体上，机器生产提升了中国生丝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为产业转型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