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公元前5000年 ~ 约公元前3000年

山西地区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了西阴文化和陶寺文化的早期形态。据考古资料显示，西阴文化因1926年李济在夏县西阴村的发掘而得名，以精美的彩陶为特征，陶器纹饰多为黑彩，图案包括几何纹、动物纹等，反映了先民们的审美和工艺水平。陶寺文化则主要分布在临汾盆地，早期阶段已出现定居农业，种植粟和黍，并开始饲养猪、狗等家畜。这一时期的聚落规模较小，但已出现社会分化的萌芽，为后来陶寺遗址的辉煌奠定了基础。有观点认为，西阴文化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有着密切的交流，而陶寺文化则可能是探索夏文化的重要对象之一。

约公元前2300年 ~ 约公元前1900年

襄汾陶寺遗址进入其鼎盛时期，被认为是探索尧舜禹时期和早期国家形态的关键遗址。陶寺遗址总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发现了规模宏大的城址、宫殿区、贵族墓葬、观象台以及青铜器、玉器等重要遗物。据考古资料显示，陶寺遗址的观象台遗迹被认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观象授时设施，其功能可能与制定历法、举行祭祀有关，反映了当时已具备相当复杂的社会组织和知识体系。大型墓葬中出土的彩绘龙盘、鼍鼓、特磬等礼器，以及墓葬规模与随葬品数量的巨大差异，清晰地表明了严格的社会等级分化。有学者认为，陶寺遗址可能与史书记载的“尧都平阳”有关，是中原地区最早进入国家阶段的考古学文化之一，对理解中国早期文明的起源与形成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公元前11世纪 ~ 公元前221年

周代实行分封制，晋国作为重要的诸侯国在山西南部崛起并长期称霸。周成王“桐叶封弟”，将其弟叔虞封于唐地，后改国号为晋。晋国在晋文公重耳时期达到鼎盛，通过“尊王攘夷”和在城濮之战中击败楚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据《左传》等史料记载，晋国后期公室衰微，韩、赵、魏、智、范、中行氏六卿专权，经过激烈的内部兼并，最终韩、赵、魏三家在公元前453年联合消灭智氏，瓜分晋国土地，史称“三家分晋”。这一事件被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列为战国时代的开端。晋国及后来的三晋地域，孕育了法家（如李悝、申不害）、纵横家（如张仪）等众多思想家，对战国时期的政治格局和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公元前403年 ~ 公元前221年

韩、赵、魏三家被周威烈王正式册封为诸侯，山西地区进入三晋（赵国、魏国、韩国）并立的战国时代。赵国经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军事改革，国力强盛，其都城先后为晋阳（今太原西南）和邯郸。魏国在李悝变法、吴起治军下曾率先称雄，其早期都城安邑（今夏县西北）也在山西。据《史记》等文献记载，这一时期山西成为秦与山东六国交锋的前沿，发生了长平之战（公元前260年）等决定历史走向的重大战役。长平之战中，秦将白起于今山西高平西北地区击败赵将赵括，据传坑杀赵卒四十余万，极大地削弱了赵国实力，为秦统一六国扫清了障碍。三晋之地不仅是军事要冲，也是商业枢纽，促进了区域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公元398年 ~ 公元494年

北魏道武帝拓跋珪于公元398年将都城从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迁至平城（今山西大同），大同由此成为北魏前期近百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此期间，北魏统治者大力推行汉化政策，并崇尚佛教。据《魏书》及考古发现，北魏在大同开凿了云冈石窟，这一宏伟工程始于文成帝时期的昙曜五窟（约公元460-465年），主要洞窟大多完成于迁都洛阳之前。云冈石窟雕像继承了印度犍陀罗艺术风格，又融合了中原传统，造像气势磅礴，是佛教艺术中国化的重要里程碑。有观点认为，云冈石窟的营造不仅体现了皇权与神权的结合，也促进了北方各民族的文化融合，为后续龙门石窟的开凿提供了艺术范本，在中国石窟寺艺术史上占有承前启后的关键地位。

公元617年 ~ 公元907年

隋末天下大乱，太原留守李渊于公元617年在晋阳（今太原）起兵，同年攻入长安，次年建立唐朝，晋阳因此被尊为“龙兴之地”，在整个唐代被定为北都、北京，地位显赫。唐代山西经济文化繁荣，是李唐王朝的腹心地区，涌现出王勃、王维、柳宗元、白居易（祖籍太原）等文化巨匠。据《旧唐书》、《新唐书》记载，山西的蒲州（今永济）是河中节度使驻地，战略位置重要；潞州（今长治）等地手工业发达。佛教在唐代极为兴盛，山西境内留下了大量唐代佛教建筑遗存，如五台山的佛光寺东大殿（建于公元857年），据梁思成、林徽因等学者考证，其为国内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唐代木构建筑，其发现打破了日本学者关于中国境内无唐代木构的断言，具有极高的历史与艺术价值。

公元1368年 ~ 约公元19世纪中叶

明清时期，山西商人群体——晋商崛起并称雄中国商界五个多世纪。明初实行“开中法”，晋商凭借靠近北方边镇的区位优势，通过运输粮草换取盐引，积累了原始资本。入清后，晋商活动范围扩展至全国，并远涉蒙古、俄罗斯、日本等地，经营项目包括茶叶、丝绸、粮食、皮毛以及金融业。据史料记载，晋商创立了票号，如著名的日升昌票号（成立于清道光年间，平遥），实现了异地汇兑，开创了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先河。晋商大院如祁县乔家大院、渠家大院，太谷曹家大院，灵石王家大院等，其宏伟的建筑规模和精美的雕刻艺术，是晋商财富与文化的历史见证。有观点认为，晋商的成功源于其严格的号规、诚信的经营理念以及利用亲缘、地缘关系构建的商业网络，对明清商品经济和社会变迁产生了深远影响。

1937年9月 ~ 1937年11月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军队与日本侵略军在山西北部展开了一系列重要战役，统称为太原会战，其中以平型关战役和忻口战役最为著名。据战史资料记载，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第115师在平型关附近伏击日军板垣师团一部，取得了全国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首次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士气。随后，为保卫太原，中国军队在忻口地区与日军展开了长达20余天的激烈阵地攻防战，是华北战场上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战役之一，双方伤亡惨重。尽管最终太原于11月8日失守，但太原会战迟滞了日军的进攻速度，为战略部署调整赢得了时间，同时标志着八路军开始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开辟了敌后战场。

1947年 ~ 1949年

解放战争期间，山西是华北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等资料，1947年至1948年间，人民解放军在山西境内发动了运城战役、临汾战役、晋中战役等，逐步消灭了国民党阎锡山部的主力。其中，1948年10月至1949年4月的太原战役尤为关键和惨烈，是解放战争中历时最长、战斗最激烈的城市攻坚战之一。在徐向前等人的指挥下，解放军经过长期围困和逐垒争夺，最终攻克了阎锡山经营数十年的坚固城防。太原的解放，标志着华北地区基本获得解放，山西全境回到了人民手中，为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有观点认为，太原战役的进程和结果也深刻影响了此后解放大军向西北、西南进军的战略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