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公元前1600年

商朝建立初期，都城频繁迁徙，史称“前八后五”。据《史记·殷本纪》记载，从始祖契到成汤，商族曾八次迁都，具体地点学界仍有争议，但普遍认为活动范围在今河南、山东一带。成汤灭夏后，定都于亳（今河南商丘一带，具体地点有北亳、南亳、西亳等多种说法）。频繁迁都的原因，学界有不同观点，主流观点认为与躲避水患、寻求更佳农业生产基地、巩固对四方部族的控制以及内部政治斗争有关。例如，有观点认为黄河下游水患是主要推动力。盘庚迁殷是这一阶段的高潮，之前的多次迁徙为此后相对稳定的都城格局奠定了基础。

约公元前1300年

商王盘庚将都城从奄（今山东曲阜）迁至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村）。据《尚书·盘庚》篇记载，此次迁都遭遇了贵族与民众的强烈反对，盘庚通过多次训诫，强调迁都是为了“绍复先王之大业，厎绥四方”，即复兴祖业、安定天下。迁殷后，商朝结束了“不常厥邑”的动荡时期，在此建都长达273年，直至商朝灭亡，故商朝又称殷商。殷墟的考古发掘证实了其作为都城的宏大规模，出土了大量甲骨文、青铜器、宫殿宗庙遗址。此次迁都稳定了政治中心，促进了经济文化发展，使殷成为当时东亚地区的文明中心，甲骨文记载了丰富的社会生活信息。

公元前770年

周平王将都城从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南）东迁至洛邑（今河南洛阳）。背景是西周灭亡：周幽王时期，因“烽火戏诸侯”等事件导致王室威信扫地，公元前771年，申侯联合犬戎攻破镐京，杀幽王。其子宜臼（平王）即位后，面对残破的镐京和逼近的戎狄威胁，在晋、郑等诸侯护卫下东迁。东迁标志着西周结束，东周（春秋战国时期）开始。结果导致周王室直接控制的地盘（王畿）大幅缩小，军事与经济实力严重削弱，不得不依赖诸侯国，天子权威一落千丈，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开启了诸侯争霸的春秋时代。洛邑作为东周都城，延续了五百余年。

公元前350年

战国时期，秦孝公支持商鞅变法，将秦国都城从栎阳（今陕西西安阎良区）迁至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迁都背景是栎阳地处前线，曾为对魏作战的指挥中心，但城市规模和发展受限。咸阳位于渭河以北，九嵕山以南，山水俱阳，故名咸阳，地理条件更为优越，便于向东扩张。迁都后，商鞅在此继续推行变法，建立新的政治体制和宫殿区。咸阳作为秦国乃至秦朝统一后的首都，进行了大规模建设，仿建六国宫室，成为帝国中枢。据考古发现，咸阳城规模宏大，布局体现了“法天象地”的思想。此次迁都巩固了变法成果，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强大的政治与军事指挥中心。

公元前202年

汉高祖刘邦在垓下之战击败项羽后，最初定都洛阳。不久，谋士娄敬（刘敬）和张良力陈关中优势。娄敬指出洛阳虽处天下之中，但四面受敌，非用武之地；而关中“被山带河，四塞为固”，土地肥沃，是“天府之国”。张良进一步分析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退可守，进可攻。刘邦采纳建议，迁都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随后萧何主持修建了未央宫、长乐宫等宏大建筑。长安地处渭河平原，依托关中险要地形，成为西汉二百多年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奠定了后世多个王朝建都关中的基础。

公元25年

西汉末年王莽篡汉，天下大乱。汉室宗亲刘秀（光武帝）起兵，最终平定各方势力，重建汉朝，史称东汉。刘秀即位后，面临定都选择。长安在西汉末年的战火中严重破坏，且关中经济衰退。刘秀的势力基础在河北、河南，其功臣集团也多来自东方。洛阳在政治上被视为“天下之中”，符合儒家礼制观念，且经济富庶，交通便利。因此，刘秀决定定都洛阳，并改称“雒阳”。东汉在洛阳兴建南宫、北宫等，使其成为全国中心。洛阳作为东汉都城，延续了165年，期间出现了“光武中兴”“明章之治”，也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的早期传播中心，白马寺即建于此时。

公元220年 ~ 公元265年

东汉末年，军阀混战，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将汉献帝从洛阳迁至许县（今河南许昌），许昌成为实际的政治中心。220年曹丕篡汉建魏，正式定都洛阳，并营建宫殿。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建立蜀汉。229年孙权在武昌（今湖北鄂州）称帝，旋即迁都建业（今江苏南京）。至此，三国鼎立局面形成，三个政权各有都城：曹魏洛阳、蜀汉成都、孙吴建业。其中，孙权迁都建业具有战略意义，依托长江天险，发展江南经济，为后来南京（建康）成为六朝古都奠定基础。三国都城的选址均考虑了地理防御、经济支撑和政治象征意义，形成了南北对峙的雏形。

公元311年 ~ 公元316年

西晋“永嘉之乱”期间，匈奴贵族刘渊建立的汉赵政权攻陷西晋都城洛阳（311年），俘晋怀帝。晋愍帝在长安即位，但长安亦于316年被攻破，西晋灭亡。北方陷入“五胡十六国”的长期战乱，大量士族、百姓南逃，史称“衣冠南渡”。南迁的晋室宗亲与北方大族拥立司马睿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原孙吴建业）即位，建立东晋（317年）。此次迁都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因外族入侵导致的中原政权大规模南迁，政治经济中心南移。建康作为东晋及后续宋、齐、梁、陈的都城，持续了约270年，推动了江南地区的深度开发，形成了与北方对峙的南北朝格局。

公元493年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元宏）力排众议，将都城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至洛阳。背景是北魏统一北方后，平城地处边塞，气候寒冷，粮食供应困难，且受柔然威胁，不利于统治广大的中原地区和推行汉化改革。迁都过程充满策略：孝文帝以南伐齐朝为名，率军南下，至洛阳后遇雨，群臣劝阻，他顺势提出定都洛阳。迁都后，他推行了一系列彻底的汉化政策：改鲜卑姓为汉姓（如拓跋改元）、禁胡服胡语、鼓励与汉人通婚、参照南朝典章改革官制。此举加速了鲜卑族的汉化与北方民族融合，使洛阳重现繁荣，成为北朝的文化中心，也为后来的隋唐统一奠定了基础。

公元605年

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时定都大兴城（今陕西西安），其子隋炀帝杨广即位后，于大业元年（605年）下令营建东都洛阳，并迁都于此。背景是关中粮食供应不足，需要依赖关东和江南的漕运，而洛阳地处大运河中枢，便于掌控全国经济命脉。杨广命宇文恺主持设计建造，工程浩大，每月役使民夫二百万人，一年内建成。新城规模宏大，布局规整，设有宫城、皇城和外郭城。同时，杨广下令开凿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通涿郡（今北京），南达余杭（今杭州）。迁都洛阳并开通运河，加强了中央对东方和南方的控制，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交流，但过度役使民力也成为隋朝速亡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