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公元4世纪 ~ 约公元6世纪

在辽朝（契丹）与西夏（党项）建立之前，其主体民族契丹与党项已在中国北方及西北地区活动。契丹源于东胡，早期游牧于潢水（今西拉木伦河）和土河（今老哈河）流域，曾受突厥、回鹘等强大汗国统治。党项羌则是古代羌族的一支，最初分布在今青海、甘肃、四川交界地区，以部落为单位，从事游牧和狩猎。据《隋书》等史料记载，党项在南北朝时期已与中原王朝有所接触。这一时期，两个民族都处于部落联盟阶段，尚未形成强大的统一政权，其生存与发展深受周边强大势力如突厥、唐朝以及吐谷浑等的影响，为日后建国及相互冲突埋下了伏笔。有观点认为，地理上的相对隔离与不同的生存环境，塑造了契丹与党项迥异的文化与军事传统。

公元618年 ~ 公元907年

唐朝时期，契丹与党项与中原王朝的关系进入新阶段。契丹诸部在唐初归附，唐朝设立松漠都督府进行羁縻统治。其间契丹时叛时附，曾与唐朝发生多次战争，如李尽忠、孙万荣的反唐起义。同时，契丹也受到突厥、回鹘的深刻影响。党项羌则在唐初因受吐蕃扩张压力，其大部在唐政府安排下陆续内迁至庆州（今甘肃庆阳）、夏州（今陕西靖边北）等关内道北部地区，唐朝设羁縻州府管辖。内迁后的党项部落（如平夏部、东山部）逐渐从游牧转向半农半牧，并开始接触中原文化与制度。这一时期，两个民族均被纳入唐朝的天下秩序之中，在军事、政治、经济上深受唐文化影响，同时也积累了与中央政权及周边民族打交道的经验，为日后独立建国奠定了基础。据《旧唐书》《新唐书》记载，党项拓跋部在唐末因平定黄巢起义有功，被赐姓李，封夏国公，奠定其在夏州地区的统治根基。

公元907年 ~ 公元960年

唐朝灭亡后，中国进入五代十国分裂时期，这为契丹与党项的崛起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各部，于907年即可汗位，916年称帝，国号“契丹”（后改称“辽”），定都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辽朝迅速扩张，吞并渤海国，介入中原事务，获得幽云十六州，成为东亚强权。与此同时，割据夏州（定难军）的党项拓跋氏政权，在李氏（原姓拓跋，唐赐李姓）的领导下，周旋于中原梁、唐、晋、汉、周各政权及辽朝之间，保持半独立状态。他们通过朝贡、受封、联姻、贸易等方式，与各方维持关系，同时不断增强自身实力。这一时期，辽与夏州政权已有直接接触，据《辽史》记载，定难军节度使李彝殷（李彝兴）等曾向辽朝贡。双方关系以和平交往为主，但辽朝对西北边境的党项及其他部族始终怀有戒心，时有军事行动进行威慑或掳掠。五代乱世是辽夏关系的前奏，奠定了未来两国并立与冲突的基本地缘格局。

公元960年 ~ 公元1038年

北宋建立后，辽、宋、夏（此时尚未正式立国）三方关系进入新阶段。北宋试图统一，与辽发生长期战争（如高梁河之战、雍熙北伐），最终于1005年签订“澶渊之盟”，形成对峙。定难军党项政权在李继迁、李德明父子领导下，利用宋辽矛盾巧妙周旋。李继迁叛宋自立，一度附辽，被辽封为夏国王，并娶辽宗室女，结成政治婚姻联盟以对抗北宋。李德明时期，同时接受宋、辽册封，在夹缝中发展，西攻回鹘、吐蕃，扩张势力至河西走廊东端，为其子李元昊称帝积累资本。这一时期，辽与党项政权是事实上的盟友关系，辽朝通过支持党项来牵制北宋。然而，随着党项实力增强，其独立性越来越强，与辽朝在边境部族归属、贸易利益等方面开始产生摩擦。例如，辽圣宗时期曾因党项部族叛辽附夏而发动过征讨。学界常见观点认为，这一时期是辽夏关系的“蜜月期”，但潜在矛盾已悄然滋生，为日后关系恶化埋下伏笔。

公元1038年 ~ 公元1044年

李元昊于1038年正式称帝，建国号“大夏”（史称西夏），此举彻底改变了东亚政治格局。北宋视其为僭越，宋夏战争全面爆发。辽朝的态度则颇为微妙：一方面，西夏的崛起打破了辽宋平衡，对辽的西北边境构成潜在威胁；另一方面，辽仍希望利用西夏牵制北宋。辽兴宗初期，仍维持对西夏的“舅舅”关系（辽为舅，夏为甥），但要求西夏在宋夏战争中配合辽朝利益。然而，李元昊野心勃勃，不仅大败宋军，而且日益表现出对辽朝的不恭，招纳辽境内党项部落叛逃，导致边境冲突不断升级。据《辽史》《宋史》记载，辽兴宗对西夏的坐大深感不满，加之西夏在贸易、使节礼仪等问题上屡有冒犯，最终促使辽兴宗决定以武力教训西夏，以维护其宗主权威并攫取实际利益（如试图迫使西夏称臣、割地）。至此，辽夏之间持续数十年的同盟关系正式破裂，战争已不可避免。这一背景直接导致了1044年的辽夏大规模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