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56年

刘彻出生于长安未央宫猗兰殿，是汉景帝刘启的第十子，其母为王美人。据《史记》和《汉书》记载，刘彻幼年聪慧过人，四岁时被册立为胶东王。其姑母馆陶公主刘嫖原欲将女儿陈阿娇许配给太子刘荣，遭刘荣生母栗姬拒绝后，转而与王美人结盟，促成刘彻与陈阿娇的婚事，并多方运作推动景帝改立太子。有观点认为，这场政治联姻是刘彻最终得以继承皇位的关键转折点，展现了汉初宫廷政治中外戚势力的巨大影响力。

公元前141年 ~ 公元前87年

汉景帝驾崩后，十六岁的刘彻继位，次年首创年号“建元”，开中国帝王使用年号之先河。即位初期，朝政受太皇太后窦漪房把持，推崇黄老之学。建元六年（前135年）窦太后去世，汉武帝得以亲政，随即推行系列改革：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立太学；颁布推恩令削弱诸侯王势力；将铸币权收归中央，实行盐铁官营；重用卫青、霍去病等将领持续对匈奴作战。其在位五十四年间，汉朝疆域东并朝鲜、南吞百越、西征大宛、北破匈奴，开创西汉鼎盛时期。据《汉书·武帝纪》记载，其晚年颁布《轮台罪己诏》，反思征战劳民之过，标志着政策转向休养生息。

公元前140年 ~ 公元前135年

汉武帝即位初期，丞相卫绾奏请罢黜治申不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之言的贤良，标志着尊儒运动的开端。建元五年（前136年）设置五经博士，提高儒家经学地位。但此时太皇太后窦漪房仍崇尚黄老之学，儒生赵绾、王臧因提议政事不必禀报东宫而遭处死，尊儒进程暂时受阻。有学者认为，这一时期的思想斗争实为皇权与旧贵族势力的较量，儒家学说因强调中央集权而受到年轻皇帝的青睐，为其后独尊儒术政策埋下伏笔。

公元前127年

主父偃向汉武帝提出“推恩令”建议，规定诸侯王除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余诸子皆可在原封地内封侯。此策表面施恩，实则将诸侯国势力化整为零，有效解决了文帝、景帝时期面临的诸侯割据问题。据《汉书·诸侯王表》统计，推恩令推行后，齐国被分为七国，赵国分为六国，梁国分为五国，诸侯王势力大幅削弱。有观点认为，这项政策与同时期实施的“左官律”“附益法”共同构成削弱地方势力的制度体系，极大加强了中央集权。

公元前133年 ~ 公元前119年

汉武帝发动对匈奴的系列战役。元光二年（前133年）马邑之谋虽失败，但揭开主动进攻序幕。元朔二年（前127年）卫青收复河套地区，设朔方郡；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夺取河西走廊，置武威、酒泉二郡；元狩四年（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分击匈奴于漠北，霍部封狼居胥，匈奴主力北迁。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这些战役耗费巨大，仅漠北之战就动员战马十四万匹，战后生还不足三万。有学者指出，连续征战虽解除匈奴威胁，但也导致“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的社会危机。

公元前122年

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谋反案发。刘安组织宾客编纂《淮南子》，广纳方术之士，因朝廷推恩令削弱其势力，遂与太子刘迁策划叛乱。廷尉张汤审理此案，牵连列侯、二千石、豪杰数千人，两王皆自杀，封国被废为九江郡、衡山郡。有资料显示，此案与七年前的淮南王世子刺杀中尉事件密切相关，反映了中央与诸侯王矛盾的激化。学界有观点认为，汉武帝借此案彻底清除了刘长一系的诸侯势力，为推恩令的全面推行扫清了障碍。

公元前119年

汉武帝推行重大经济改革：将铸币权完全收归中央，废止郡国铸钱，由上林三官（钟官、辨铜、均输）统一铸造五铢钱；实行盐铁官营，在产地设置盐官、铁官，垄断经营；推行算缗告缗，向商人征收财产税，瞒报者没收财产。据《史记·平准书》记载，这些措施使“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朝廷获民财物以亿计。有学者认为，这些政策为对外战争提供了财政支持，但也导致商品经济萎缩，且官营铁器质量低劣等问题日渐凸显。

公元前138年 ~ 公元前126年

张骞应募出使西域，欲联合大月氏共击匈奴。途中被匈奴扣押十年，逃脱后经车师、龟兹、大宛等国抵达大月氏，虽未达成军事同盟，但带回西域各国地理、物产、军事等情报。元狩四年（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携金币帛数千万，率三百人使团抵达乌孙，并分遣副使至大宛、康居、大夏等国。据《汉书·西域传》记载，这些外交活动开辟了丝绸之路，引入葡萄、苜蓿、胡桃等作物，有观点认为其意义远超军事目的，促进了东西方文明交流。

公元前112年

汉武帝以诸侯王所献酎金成色不足或分量欠缺为由，一次性废除106位列侯的爵位，史称“酎金夺爵”。此事发生在南越叛乱背景下，皇帝祭祀宗庙时要求诸侯献金助祭（酎金）。据《汉书·武帝纪》载，丞相赵周因知情不举下狱自杀。有学者分析，此举与推恩令形成组合拳，基本解决了汉初以来的诸侯割据问题。有资料显示，这次事件后，汉初封侯的143人中，仅存4人后代仍保爵位，中央集权得到空前加强。

公元前104年 ~ 公元前101年

因大宛国拒绝献出汗血宝马，汉武帝命李广利远征大宛。太初元年（前104年）首次出征因补给困难惨败；太初三年（前102年）增派六万军队、十万头牛、三万匹马及无数粮草再征，围困大宛都城四十余日，最终获良马三千余匹。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汉军返程时仅余万余人。有观点认为，此战虽达成战略目标，确立汉朝在西域的威望，但耗费巨大，《盐铁论》称“捐五万之师，靡亿万之费”。战后西域诸国纷纷遣使入汉，汉朝在轮台、渠犁设校尉屯田。

公元前91年

丞相公孙贺之子公孙敬声挪用军饷被捕，父子诬陷阳石公主行巫蛊之术，引发巫蛊之祸。江充奉命查案，在太子刘据宫中掘得桐木人，太子惧而杀江充，被迫起兵后自杀。据《汉书》记载，此案牵连皇后卫子夫、诸邑公主、阳石公主及数万官员百姓。有学者根据出土简牍研究认为，巫蛊之祸实为针对卫氏外戚的政治清洗。有资料显示，这场动摇了国本的悲剧，直接导致汉武帝晚年继嗣空缺，深刻影响了后来的立嗣决策。

公元前89年

汉武帝颁布《轮台罪己诏》，公开反省既往政策。诏书否决桑弘羊等人关于在轮台屯田的建议，承认远征西域、连年征战的失误，宣布“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并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赵过为搜粟都尉推广代田法。据《资治通鉴》记载，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帝王罪己诏。有观点认为，这标志着汉武帝统治政策的根本转变，从对外扩张转向休养生息，为昭宣中兴奠定了基础。有学者通过分析居延汉简发现，诏书颁布后边郡的军事活动确实明显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