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5年 ~ 公元57年

公元25年，汉光武帝刘秀在鄗城（今河北柏乡北）称帝，重建汉朝，定都洛阳，因洛阳位于西汉都城长安以东，史称东汉。刘秀是汉高祖刘邦九世孙，出自南阳豪族，在绿林、赤眉等农民起义推翻新莽后，凭借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历经十余年统一战争，最终削平各地割据势力，恢复汉室。他登基后，鉴于西汉末年外戚、权臣专权的教训，着力加强皇权，同时推行“柔道”治国，轻徭薄赋，释放奴婢，整顿吏治，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史称“光武中兴”。据《后汉书》记载，刘秀在位期间“退功臣而进文吏”，将开国功臣封侯赐爵但不予实权，转而重用熟悉典章制度的儒生文吏，奠定了东汉“士大夫政治”的基础。他于公元57年去世，庙号世祖。

公元57年 ~ 公元88年

汉明帝刘庄（公元57-75年在位）与汉章帝刘炟（公元75-88年在位）统治时期，继承并发展了光武时期的政策，东汉国力达到鼎盛，史称“明章之治”。明帝时期，继续减轻赋税，鼓励农桑，并令班超出使西域，于公元73年重新设立西域都护，恢复了中原王朝对西域的管辖，丝绸之路再度畅通。章帝时期，进一步推行宽厚政治，重视儒学，于公元79年召集诸儒在白虎观召开会议，讨论五经异同，由班固整理成《白虎通义》，将谶纬神学与儒家经典进一步结合，确立了官方的经学解释体系。这一时期，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人口增长，国库充盈。据《后汉书》记载，明帝曾梦见金人，遣使西行求法，于公元67年迎来天竺僧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在洛阳建立中国第一座官办佛教寺院——白马寺，标志着佛教正式传入中国。章帝时期，窦宪大破北匈奴，勒石燕然山，暂时解除了北方边患。

公元88年 ~ 公元105年

汉和帝刘肇（公元88-105年在位）即位时年仅十岁，由养母窦太后临朝听政，其兄窦宪总揽朝政，开启了东汉中后期外戚专权的序幕。窦宪权倾朝野，甚至一度企图弑君。公元92年，十四岁的和帝与宦官郑众等人合谋，发动政变，收捕窦氏党羽，迫令窦宪自杀，成功夺回权力。这是东汉历史上宦官首次深度介入皇权与外戚的斗争并取得胜利，郑众因此被封侯，宦官势力开始崛起。和帝亲政后，曾一度励精图治，继续打击豪强，减免租赋，并再次派班超经营西域，使其影响力远达中亚。公元97年，班超遣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甘英抵达波斯湾后因故未能继续西行，但这是古代中国使节西行最远的一次尝试。然而，和帝在位后期，外戚邓氏势力又逐渐增长。和帝去世后，继位的汉殇帝、汉安帝年幼，政权再次落入外戚（邓太后及邓骘）手中，形成了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的恶性循环雏形。

公元106年 ~ 公元125年

这一时期是东汉王朝由盛转衰的关键节点，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政治日益腐败。汉安帝刘祜（公元106-125年在位）初期，邓太后及其兄邓骘执政，尚能维持局面。邓太后去世后，安帝亲政，与宦官李闰、江京等合谋铲除外戚邓氏势力，宦官再度得势。安帝本人昏庸，宠信乳母王圣及其女儿伯荣，纵容她们干预朝政，卖官鬻爵，导致纲纪大乱。与此同时，天灾人祸不断，公元107年爆发了大规模的羌族起义，持续十余年，朝廷为平叛耗费军费高达二百四十余亿钱，国库为之虚耗，并州、凉州等地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边疆问题上，由于国力衰退和内部纷争，西域诸国纷纷叛离，北匈奴也趁机骚扰边郡。据《后汉书》记载，著名科学家、文学家张衡于公元115年至120年间担任太史令，在此期间他创制了世界上最早的地动仪（候风地动仪）和演示天体运行的浑天仪，并著有《灵宪》、《浑天仪图注》等科学著作，代表了当时世界天文学的最高成就。安帝去世后，阎太后立幼帝，欲专权，但很快被宦官孙程等人发动的政变推翻。

公元125年 ~ 公元144年

汉顺帝刘保（公元125-144年在位）由宦官拥立，即位后宦官势力进一步膨胀，孙程等十九名宦官因功封侯。顺帝成年后，试图平衡各方势力，同时重用外戚梁商及其子梁冀。梁商尚算谨慎，但其子梁冀却骄横跋扈。顺帝时期，朝政在外戚、宦官与士大夫的复杂斗争中日益混乱。社会矛盾尖锐，各地小规模起义不断。在思想文化领域，顺帝时期，琅琊人宫崇曾向朝廷献上其师于吉所得的《太平清领书》（即《太平经》的雏形），这部著作后来成为道教太平道的重要经典。据资料显示，东汉中后期，地方豪强势力通过兼并土地和掌控人口（荫附佃客、部曲），形成了强大的庄园经济，并与通过察举、征辟制度进入官场的士族阶层逐渐结合，构成了魏晋门阀政治的雏形。顺帝去世后，其子冲帝、质帝相继在位时间极短，且均为幼童，大权完全落入大将军梁冀手中。

公元144年 ~ 公元159年

这是东汉外戚专权达到顶峰的时期。梁冀在冲帝、质帝、桓帝三朝独揽大权长达近二十年。他飞扬跋扈，贪得无厌，所积家产达三十余亿钱，相当于全国一年租税的一半。汉质帝刘缵因在朝会上称梁冀为“跋扈将军”，即被梁冀毒死。公元146年，梁冀立十五岁的刘志为帝，是为汉桓帝。桓帝初期完全是个傀儡。梁氏家族“前后七封侯，三皇后，六贵人，二大将军，夫人、女食邑称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余卿、将、尹、校五十七人”，权势熏天。梁冀的专横不仅激化了与皇权的矛盾，也引起了日益壮大的士大夫官僚集团（清流）的强烈不满。然而，由于梁冀掌控禁军和宫廷，反对他的大臣如李固、杜乔等均遭迫害。梁冀的统治加剧了社会矛盾，土地兼并严重，流民增多，为后来的黄巾起义埋下了伏笔。

公元159年 ~ 公元167年

公元159年，汉桓帝刘志与宦官单超、左悺、徐璜、具瑗、唐衡等五人合谋，发动宫廷政变，派兵包围梁冀府邸，收缴其大将军印绶。梁冀与妻子孙寿当日自杀，梁氏家族及其党羽被彻底清算，牵连被杀的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官员达数十人，故吏、宾客被免黜者三百余人，朝廷为之一空。桓帝论功行赏，单超等五名宦官同日封侯，世称“五侯”。自此，宦官集团取代外戚，成为东汉朝廷的实际主宰者。他们“手握王爵，口含天宪”，其兄弟姻亲遍布州郡，贪暴横行，比外戚有过之而无不及。桓帝时期，士大夫官僚与宦官集团的矛盾彻底激化。以李膺、陈蕃等为首的清流官员和太学生联合，猛烈抨击宦官及其党羽，品评人物，议论朝政，形成了强大的社会舆论，史称“清议”。宦官集团则诬陷他们“共为部党，诽讪朝廷”。公元166年，宦官唆使桓帝下令逮捕李膺等二百余名“党人”，后虽在压力下释放但终身禁锢不许为官，这是第一次“党锢之祸”。桓帝本人则沉溺酒色，公开卖官鬻爵，政治极度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