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4年 ~ 316年

西晋末年，政治腐败、宗室内斗（八王之乱）以及天灾频发，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国力严重衰退。北方和西北的多个非汉族群（史称“五胡”）趁机起兵，建立割据政权，史称“永嘉之乱”。匈奴贵族刘渊于304年建立汉赵（前赵），开启了大规模的战乱。311年，汉赵军队攻陷西晋都城洛阳，俘虏晋怀帝，史称“永嘉之祸”。316年，汉赵军队攻破长安，俘虏晋愍帝，西晋正式灭亡。中原地区陷入长期战乱与分裂，大量北方士族和百姓为避战祸，开始大规模南迁，史称“衣冠南渡”，这为后来东晋在江南的建立奠定了人口、经济和文化基础。

307年 ~ 313年

在西晋中央政权濒临崩溃之际，琅琊王司马睿被任命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镇守建邺（今江苏南京）。司马睿是司马懿的曾孙，属于皇室疏支，初期在江东威望不足。他主要依靠北方南渡的士族领袖王导及其从兄王敦的鼎力支持。王导积极为司马睿谋划，拉拢江东本地的顾荣、贺循等世家大族，通过一系列政治联姻和利益分配，逐渐稳定了江东局势。据资料显示，王导曾精心安排司马睿在三月三上巳节出游观禊，仪仗威严，令江东士族刮目相看，从而提升了司马睿的声望。这一时期，司马睿集团在江东初步建立了统治基础，为晋室南渡做好了准备。

313年 ~ 317年

西晋愍帝司马邺在长安即位后，中原局势已不可收拾。317年，长安陷落、晋愍帝被俘的消息传到建康（为避晋愍帝司马邺的名讳，建邺已改称建康）。以王导为首的南北士族共同劝进，拥戴司马睿继承晋朝大统。司马睿最初再三推辞，自称“晋王”，改元建武，建立了临时性的政权机构，史称“东晋”的开端。这一政权形式上仍是西晋的延续，但实际统治区域仅限于江淮以南。司马睿大量任用南渡的北方士族和部分合作的江南士族，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门阀政治格局，即皇权与以琅琊王氏为首的顶级门阀共享权力，这一模式深刻影响了东晋百余年的政治生态。

318年 ~ 322年

318年，晋愍帝遇害的消息正式传到建康，司马睿不再以晋王自居，于是在群臣的拥戴下正式登基为帝，是为晋元帝，改元太兴，定都建康，史称东晋。东晋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了南北朝对峙的时期，晋朝的法统在南方得以延续。然而，晋元帝的皇权并不稳固，他试图任用刘隗、刁协等寒门出身的心腹来制衡权倾朝野的王氏家族，引发了与王敦的矛盾。322年，手握重兵镇守荆州的大将军王敦以“清君侧”为名，从武昌起兵东下，攻入建康，杀死了刘隗、刁协的党羽，史称“王敦之乱”。晋元帝大权旁落，不久忧愤而死。王敦之乱开启了东晋内部士族军阀屡次威胁中央的恶性循环。

323年 ~ 329年

晋元帝死后，其子司马绍即位，是为晋明帝。晋明帝聪慧果决，暗中筹划平定王敦。324年，王敦再次意图篡位，但于病中去世，其叛乱集团被晋明帝迅速平定。然而，东晋的外部威胁接踵而至。北方后赵皇帝石勒势力强盛，不断南侵。与此同时，流民帅出身的苏峻、祖约因在平定王敦之乱中立功，但对朝廷封赏不满，于327年联合起兵反叛，攻破建康，一度控制朝廷，史称“苏峻之乱”。这场叛乱给建康城造成了巨大破坏。直到329年，才在陶侃、温峤、庾亮等大臣联军的努力下得以平定。苏峻之乱进一步削弱了东晋的中央权威，地方军阀和流民武装的势力更加凸显。

4世纪30年代 ~ 4世纪50年代

经历内部动荡后，东晋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由外戚庾亮、名臣陶侃以及后来的桓温等人先后执政。这一时期，东晋与北方的前赵、后赵等政权形成对峙。晋成帝、晋康帝时期，庾亮曾试图北伐，但成效不大。347年，荆州刺史桓温率军西进，成功灭掉了割据四川的成汉政权，使东晋的疆域向西扩展至益州，桓温的个人威望和实力也因此急剧膨胀。有观点认为，灭蜀之役是桓温积累政治资本、迈向权臣道路的关键一步。东晋虽然偏安江南，但其经济和文化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下得到了发展，北来的先进生产技术与南方资源结合，促进了江南的开发，也为后来的南朝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