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公元前900年

秦人先祖非子因善于养马，被周孝王封于秦邑（今甘肃清水县一带），赐姓嬴，成为周朝的附庸。这是秦人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登上历史舞台的开端。秦人早期活动于西垂，地处中原文明与西戎部族的交界地带，长期与戎狄杂处、争战。这种独特的生存环境塑造了秦人尚武、质朴、重功利的文化特质。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人先祖曾“在西戎，保西垂”，其文化既受到周礼的熏陶，又不可避免地融入了戎狄的习俗，形成了与中原诸侯国迥异的早期文化面貌，为其日后独特的制度与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公元前770年

周平王东迁洛邑，秦襄公因率兵护送有功，被正式册封为诸侯，赐予岐山以西的土地，秦国由此跻身诸侯之列。然而，周平王所赐之地多为戎狄占据，实为一张“空头支票”，秦人必须“与戎王地，逐水草居，将兵伐戎”。这一历史事件标志着秦国开始了长达百年的艰苦创业与领土扩张。秦人在与西戎的残酷战争中，形成了极强的军事动员能力和务实的社会组织。秦国的立国过程与中原诸侯承袭封地截然不同，充满了开拓与征服的色彩，这深刻影响了秦文化的价值取向：重军功、轻虚礼，强调实效与秩序，为后来的商鞅变法提供了社会土壤。

公元前677年

秦德公将秦国都城迁至雍城（今陕西凤翔），此后近三百年间，雍城一直是秦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雍城的营建规模宏大，考古发现了大型宫殿遗址（如马家庄宗庙遗址）、凌阴（冰窖）遗址以及大型墓葬区。在雍城时期，秦文化在吸收周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自身特色。青铜器铸造技术精湛，礼器如秦公镈、秦公钟等，在形制和纹饰上既见周文化的影子，又展现出独特的粗犷与豪放。同时，独特的丧葬习俗如屈肢葬、殉葬（包括人殉）现象在贵族墓葬中普遍存在，反映了秦社会等级森严和宗教观念的特点。有观点认为，秦人对西戎文化的吸收在此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

公元前359年 ~ 公元前338年

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卫国人商鞅在秦国推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变法运动。第一次变法主要内容为：建立什伍连坐制度，奖励军功（按军功授爵，废除世卿世禄），重农抑商，焚烧儒家经典。第二次变法进一步推行郡县制，统一度量衡，废井田、开阡陌，革除戎狄风俗，强制推行小家庭制度。商鞅变法以法家思想为指导，核心是“法治”与“耕战”，通过严刑峻法和利益驱动，将秦国彻底改造为一个高度集权、高效运转的战争机器。变法极大地激发了社会活力，使秦国迅速富强，史称“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商鞅虽最终被车裂，但其法度基本被延续，奠定了秦统一六国的制度基础，也塑造了秦文化中法令至上、功利务实的内核。

公元前350年

秦孝公将都城从栎阳迁至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并命商鞅主持营建新的宫殿和城市布局。咸阳城的规划体现了中央集权和军事扩张的雄心。据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咸阳宫室宏大，冀阙、宫廷建筑群规模空前，并不断向东扩展，仿建六国宫室以彰显统一天下的志向。迁都咸阳是秦国战略重心东移、意图逐鹿中原的标志性事件。此后，咸阳不仅是秦国的政治中枢，也成为了秦文化辐射与融合的中心。在这里，秦的法律制度、行政体系、军事组织得以进一步完善和强化，来自东方各国的人才、思想、技术在此交汇，为秦文化的最终定型与输出提供了舞台。

公元前246年 ~ 公元前208年

秦王嬴政（即后来的秦始皇）即位后，开始大规模修建其陵墓——秦始皇陵。工程征发刑徒及民夫数十万，历时三十余年。陵园规模宏大，布局仿照咸阳城，有内外两重城垣。封土下的地宫据《史记》记载，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充满各种奇珍异宝。最为世人熟知的陪葬坑是兵马俑坑，出土了数千件与真人真马等大的陶俑陶马，组成庞大的军阵，其写实的风格、精良的工艺和严整的队列，生动再现了秦军横扫六国的雄壮气势，是秦代军事、艺术、科技水平的集中体现。秦始皇陵的修建，集中反映了秦文化的宇宙观、生死观、皇权观念以及其强大的国家动员能力和工程组织能力。

公元前221年 ~ 公元前206年

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秦朝，并推行了一系列巩固统一、强化中央集权的文化政策。主要内容包括：书同文（命李斯等人整理推行小篆，后程邈创隶书，统一文字），车同轨（统一车辆轮距），行同伦（统一道德和行为规范），统一货币（圆形方孔半两钱）和度量衡。同时，推行严苛的法家思想统治，“以吏为师”，禁止私学，焚烧《诗》《书》及诸子百家著作（医药、卜筮、种树之书除外），坑杀方士与儒生（“坑儒”事件）。这些措施极大地促进了各地文化的融合与经济交流，奠定了中国大一统国家的基本文化框架。然而，其文化专制政策，特别是焚书坑儒，也造成了先秦文化的巨大损失，并因其严酷性而备受后世诟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