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1206年 ~ 约1227年

成吉思汗（本名铁木真）统一蒙古高原诸部，建立大蒙古国（Yeke Mongghol Ulus），是为元朝的前身。这一时期的背景是蒙古高原长期处于部落纷争状态，铁木真凭借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手腕，先后击败塔塔儿部、克烈部、乃蛮部等主要对手。1206年，在斡难河（今鄂嫩河）源头召开的忽里勒台大会上，铁木真被尊为“成吉思汗”，意为“海洋般的大汗”。他建立千户制度，将民众编入军事行政单位，颁布《大札撒》法典，并创制蒙古文字。成吉思汗在位期间发动了大规模的对外征服，初步奠定了横跨欧亚的帝国基础。他的统治深刻改变了蒙古社会结构，并开启了世界历史上影响深远的蒙古征服时代。据资料显示，其军事组织的高度机动性和纪律性，是其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1234年

窝阔台汗在位期间，蒙古灭金。金朝在蒙古持续打击和内部衰败下，最终于1234年在蔡州（今河南汝南）被蒙宋联军攻破，末帝完颜承麟死于乱军之中，金朝灭亡。此役标志着蒙古完全控制了华北地区，消除了一个主要对手，并将战线直接推至南宋边境。灭金过程中，蒙古军队采用了先进的攻城器械和战术，并大量任用汉人将领与谋士（如耶律楚材），开始尝试对农耕地区进行治理。窝阔台汗随后在中原设立中书省，推行“戊戌选试”以选拔儒士，尝试建立税收体系。这一事件是蒙古帝国从纯粹的游牧征服者向定居地区统治者转型的重要一步，也为日后忽必烈建立元朝积累了治理经验。

1251年 ~ 1259年

蒙哥汗即位后，任命其弟忽必烈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忽必烈在金莲川（今内蒙古正蓝旗）开设幕府，广泛招揽汉地儒士、僧道、将领，如刘秉忠、姚枢、郝经等人，形成了以其为核心的“金莲川幕府”。他采纳汉法，在邢州、河南、关中等地推行改革，整顿吏治，劝课农桑，兴修水利，并尝试建立一套融合蒙古旧制与汉地传统的统治体系。这一阶段，忽必烈积累了丰富的政治资本和治理经验，其汉化倾向也引起了部分保守蒙古贵族的警惕。1253年，忽必烈受命远征大理国并成功平定，对南宋形成战略包围。有观点认为，金莲川幕府的实践是元朝国家雏形的孕育期，为忽必烈日后争位和建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与人才基础。

1260年 ~ 1264年

蒙哥汗于1259年在攻打四川钓鱼城时去世（死因有战伤、疫病等多种说法），引发汗位继承危机。1260年，忽必烈在部分宗王支持下于开平（后称上都）抢先召开忽里勒台大会，宣布即位为大汗。几乎同时，其幼弟阿里不哥在哈拉和林被蒙古本土的保守贵族拥立为大汗。双方随即爆发历时四年的内战。忽必烈凭借中原雄厚的人力物力资源，以及汉地军队和部分支持他的蒙古宗王的助力，最终战胜了主要依赖漠北资源的阿里不哥。1264年，阿里不哥势穷归降。这场战争被称为“阿里不哥之乱”，其本质是蒙古帝国统治路线之争——是维持传统游牧帝国，还是转向兼治汉地的中原王朝模式。忽必烈的胜利，标志着统治重心南移，也加速了元朝的建立进程。

1271年

在基本稳固内部统治、对南宋战争取得优势后，忽必烈采纳刘秉忠等汉臣建议，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下诏建国号“大元”，正式将政权从“大蒙古国”更名为一个中原正统王朝。诏书中明确表示，这是“绍百王而纪统”，承继中国历代王朝的法统。随后，忽必烈下令以中都（今北京）为基础，营建新都城，命名为“大都”（突厥语称“汗八里”，意为汗城）。定国号、建大都，是元朝政权性质发生根本转变的标志性事件，表明其统治重心和意识形态开始全面转向中原。这一举措旨在争取汉地精英和民众的认同，同时也引发了部分蒙古守旧贵族的不满。大都的修建融合了汉式城市规划、宫殿布局与蒙古、伊斯兰等多元文化元素，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之一。

1279年

元军在统帅伯颜、张弘范等人的指挥下，于广东崖山（今江门新会）海域与南宋残余势力进行最后决战。宋军虽众，但战术失误，舰船被元军以火攻、分割战术击溃。丞相陆秀夫背负幼帝赵昺投海殉国，张世杰突围后遇风暴溺亡，南宋彻底灭亡。崖山海战标志着元朝完成了对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北方游牧民族实现的全境统一。元朝的统一结束了自唐末以来长达数个世纪的分裂割据局面（五代十国、辽宋夏金），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空前辽阔。这一统一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交流、民族融合，以及中外交通的畅通（如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但统一过程中战争造成的破坏，以及元朝实行的民族等级制度，也为社会矛盾埋下了伏笔。

1294年

元世祖忽必烈在大都去世，享年79岁。作为元朝的实际创立者，他的一生跨越了从蒙古帝国到元朝转型的关键时期。其统治特点可概括为“二元性”：一方面，作为蒙古大汗，他维持了对四大汗国（尽管实际控制力有限）的宗主权和蒙古旧制的部分特权；另一方面，作为中原皇帝，他采用汉法，建立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如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重用汉、色目官员，发展农业、商业，并推崇藏传佛教。他统治时期，元朝国力达于鼎盛，中外交流频繁，马可·波罗的游记使其时代在欧洲闻名。然而，其晚年多次对外用兵（如征日本、爪哇、安南等）多遭失败，耗费巨大，国内财政问题和社会矛盾开始显现。他的去世引发了新一轮的皇位继承问题，元朝政治逐渐步入中后期的不稳定阶段。

1313年

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下诏恢复科举取士制度。元朝自建立后，科举长期停废，官员选拔主要依靠荐举、荫补和吏员升迁，尤其是色目人和蒙古贵族享有特权。此次恢复的科举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考试内容以程朱理学对儒家经典的阐释为主，此乃理学首次被官方定为科举取士的标准，对后世明清科举影响深远；在录取上实行“左右榜”，蒙古、色目人为右榜（考题较易，录取名额有保障），汉人、南人为左榜，体现了民族不平等政策。尽管每届录取人数很少（通常仅数十人），且进士在官僚体系中的地位起初不高，但科举的恢复仍为汉人、南人中的士人提供了有限的上升通道，也标志着元朝统治者在“汉法”与“祖制”之间寻求平衡的尝试。有观点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民族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