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公元960年 ~ 约公元1022年

北宋初期，词体在晚唐五代“花间词”的基础上开始复苏，但整体上仍被视为“诗余”，内容多承袭五代，以描写男女恋情、离愁别绪为主，风格婉约柔美。这一时期的代表词人如晏殊、欧阳修，虽身居高位，其词作却多写个人闲情逸致与伤春悲秋，语言精致含蓄，音律和谐。晏殊的《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中“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名句，典型体现了其雍容闲雅中蕴含的淡淡哀愁。欧阳修的词则更为疏朗深婉，部分作品已开始突破传统题材。据资料显示，此时词多用于士大夫宴饮娱乐，由歌妓演唱，尚未获得与诗同等的文学地位。这一阶段为宋词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基础。

约公元1023年 ~ 约公元1067年

北宋仁宗时期，以柳永为代表的词人推动了宋词的第一次重大变革。柳永长期流连市井，精通音律，他大量创作篇幅较长的慢词，极大地拓展了词的容量与表现力。其内容上深入描绘都市繁华、羁旅行役与市民生活，语言通俗直白，情感真挚奔放，所谓“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说明其作品在民间传播极广。代表作《雨霖铃·寒蝉凄切》、《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将离情别绪与身世之感融入开阔的自然景象，意境深远。柳永的成功使词从士大夫的小圈子走向更广阔的社会，慢词体式也由此确立，为后来苏轼等人的进一步革新提供了形式上的准备。有观点认为，柳永是宋词从“伶工之词”向“士大夫之词”过渡的关键人物。

约公元1068年 ~ 约公元1100年

北宋中后期，以苏轼为旗帜，宋词发生了根本性的“诗化”变革，豪放词风正式登上历史舞台。苏轼“以诗为词”，将词的题材从传统的儿女情长、离愁别绪，扩展到怀古、咏史、言志、抒怀、谈禅说理、田园风光等诗歌的所有领域，如《念奴娇·赤壁怀古》的雄浑苍凉，《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的哲理旷达，《江城子·密州出猎》的慷慨豪迈。他打破了词必合乐的严格束缚，更注重文学性，使词成为与诗并立的抒情言志工具。此举在当时引起争议，如陈师道批评其“要非本色”，但无疑极大地提升了词的文学品格与社会功能。苏轼门下及同时代的黄庭坚、晁补之等人也受其影响，词风多样。这一变革标志着宋词进入全面成熟的阶段。

约公元1101年 ~ 约公元1127年

北宋徽宗朝至靖康之变前，以周邦彦为代表的大晟府词人，将词的格律化、典雅化推向极致，形成了“格律派”（或称“大晟词派”）的创作高峰。周邦彦曾任大晟府提举，负责国家音乐机关，他精于音律，审音创调，其词法度严谨，语言典丽精工，讲究章法结构的曲折回环，如《兰陵王·柳》、《六丑·蔷薇谢后作》等，被后世誉为“词中老杜”。他的创作标志着宋词在艺术形式上的高度成熟与规范化，对南宋姜夔、吴文英等影响深远。同时期，女词人李清照开始崭露头角，其前期词作清丽婉约，善于捕捉细腻情感。这一阶段是宋词艺术技巧的深化期，但内容上相对远离社会现实，更多追求艺术形式的完美。

约公元1127年 ~ 约公元1162年

南宋初期，靖康之变导致北宋灭亡，巨大的国难深刻影响了词坛。词人们南渡后，作品普遍充满了深沉的故国之思与家国之痛，词风为之一变。代表词人如张元幹、张孝祥、叶梦得、朱敦儒等，他们的词作或慷慨悲愤，或苍凉感伤，将个人命运与民族灾难紧密结合。张元幹的《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被誉为“压卷之作”，充满对主战派的支持与对投降派的愤慨。女词人李清照南渡后词风亦转为沉郁凄怆，《声声慢·寻寻觅觅》是其血泪之作。这一时期的词作，上承苏轼的豪放精神，下启辛弃疾的爱国词潮，实现了词体社会干预功能的强化，为南宋词坛奠定了悲壮激昂的基调。

约公元1163年 ~ 约公元1207年

南宋孝宗至宁宗时期，以辛弃疾为领袖，形成了阵容庞大的爱国词派（后世常称“辛派”）。辛弃疾是武人出身，一生以恢复中原为志，其词将金戈铁马的军旅生活、宏伟的政治抱负、深沉的忧国之情与复杂的人生感慨熔于一炉，风格雄深雅健，悲壮激烈，如《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他极大地发展了“以文为词”的手法，融经史子集入词，语言自由奔放。陈亮、刘过、刘克庄等是其重要追随者，词风相近，共同奏响了南宋中期词坛的最强音。与此同时，姜夔则另辟蹊径，开创了“清空骚雅”的格律词风，讲究音律、炼字，意境清冷幽远，如《扬州慢·淮左名都》，代表了南宋雅词的另一高峰，对后世影响深远。

约公元1208年 ~ 约公元1279年

南宋中后期，国势日衰，词坛主流逐渐从辛派的激昂呐喊转向更为内省、精致的艺术追求。以姜夔为先导，史达祖、吴文英、王沂孙、张炎等词人，形成了注重格律、辞藻、用典与寄托的“风雅派”（或称“格律派”、“醇雅派”）。吴文英（梦窗）词密丽深曲，意象密集，时空交错，如《莺啼序》，艺术技巧登峰造极但有时失于晦涩。宋末元初，王沂孙、张炎等人的咏物词（如咏蝉、咏莲）常借物寓托亡国之痛与身世飘零之感，幽咽深隐。张炎在其词论著作《词源》中系统总结了雅词理论，推崇“清空”、“雅正”。这一阶段的词作艺术成就极高，但题材和境界趋于狭窄，情感表达也更为含蓄隐晦，标志着宋词在形式极致化后，随着王朝覆灭而走向衰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