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7年 ~ 1644年

据资料显示，明朝末年，随着西方传教士如利玛窦等人的到来，英语等欧洲语言开始零星传入中国。利玛窦在《坤舆万国全图》中引入西方地理知识，并与徐光启等人合作翻译《几何原本》等科学著作，但英语尚未进入民间普及阶段。这一时期，传教士主要使用拉丁语和葡萄牙语进行交流，英语仅作为少数英国商人和探险家的交流工具，局限于广州、澳门等沿海口岸的贸易活动。有观点认为，这是英语在中国传播的萌芽期，但影响范围极小，仅限于极少数与西方接触的中国官员和翻译人员，且缺乏系统的教学材料和学习途径，未能形成任何规模的民间学习热潮。

1840年 ~ 1860年

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年）及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后，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通商口岸。据资料显示，英语作为与西方商人、外交官和传教士沟通的主要工具，开始在口岸城市的买办、翻译和部分市民中传播。例如，1843年上海开埠后，出现了最早的英语培训班，由传教士或外商教授基础商业英语。有观点认为，这一时期英语的普及带有明显的殖民色彩，学习目的主要是服务于贸易和外交，民间学习者多为从事与外国商人打交道的中介阶层，如买办、通事等，人数有限，且教学内容以口语和简单文书为主，缺乏系统化教育体系。

1862年 ~ 1902年

1862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京师同文馆，最初为培养翻译人才而设，教授英语、法语、俄语等外语，这是中国官方最早的系统性英语教学机构。据资料显示，同文馆的英语课程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等人主持，采用课本如《英话正音》等，学生多为八旗子弟，毕业后多进入外交或海关部门。此后，上海广方言馆（1863年）、广州同文馆（1864年）等相继成立，英语教育从北京扩展到沿海城市。有观点认为，洋务运动期间（1861-1895年），英语学习被纳入“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框架，但民间普及程度仍然极低，主要局限于官办学校和少数教会学校。1895年甲午战争后，维新派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倡导学习西方语言，英语教材开始增多，如1898年出版的《英语入门》等，但受限于科举制度和社会观念，英语在民间仍属小众技能。

1902年 ~ 1911年

1902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1904年颁布《奏定学堂章程》，正式将英语列为中学堂和高等学堂的必修课程之一，标志着英语教育开始进入全国性的官方教育体系。据资料显示，这一时期英语教学参考日本模式，许多中国学生赴日留学，间接接触英语（日本当时已大量翻译西方著作）。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全国已有数百所新式学堂开设英语课，教会学校如圣约翰大学（1879年成立，1906年正式成为大学）更以全英文教学著称。有观点认为，这一时期英语在民间普及仍面临师资匮乏、教材不统一等困难，但在上海、天津、武汉等城市，出现了面向普通市民的夜校和英语补习班，如上海商务印书馆1903年出版的《华英初阶》等教材，销量可观，显示民间英语学习需求开始增长。据统计，1910年前后，中国能使用英语的人数估计不超过10万人，主要集中在城市知识分子和商业阶层。

1912年 ~ 1937年

中华民国成立后，1912年教育部颁布《壬子学制》，继续将英语列为中学必修课，并逐渐在大学设立英语系或外文系。据资料显示，这一时期英语教材和教学方法日益多样化，如林语堂编写的《开明英文读本》（1920年代）广受欢迎，采用直接教学法强调口语。1922年《壬戌学制》受美国影响，英语教学更加注重实用能力。有观点认为，五四运动（1919年）后，大量西方学术著作被翻译成中文，英语成为知识分子获取新知识的重要工具，民间英语学习热潮兴起。1920年代起，上海、北京等城市的英语夜校、函授学校大量涌现，如上海青年会举办的英语班，每年招收数千学员。据资料显示，1930年代中国英语学习者达到约100万人，其中上海一地就有约10万人。同时，广播英语教学节目开始出现，如1935年上海广播电台开设英语讲座，但受限于收音机普及率，影响力有限。这一时期，英语在民间普及呈现城市集中、阶层分化的特点，农村地区几乎为零。

1937年 ~ 1949年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7年）后，英语教育在国统区和沦陷区呈现不同发展轨迹。据资料显示，在国统区，西南联大等高校继续英语教学，并培养了大量翻译人才用于盟军合作，如1942年成立的“译员训练班”为美军提供翻译。在沦陷区，日伪政权推行日语教育，限制英语学习，但地下英语教学仍在进行。有观点认为，抗战后期英语因与盟军合作而获得实用价值，民间学习英语的动机增加了“救国”色彩。1945年抗战胜利后，英语教育恢复，但受内战影响，普及进程缓慢。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全国能使用英语的人数约在200万至300万之间，主要集中在城市知识分子、政府官员和商业人士中，占总人口比例不足0.5%。这一时期，英语教材如《英语语法》（陈嘉编）等开始系统化，但民间普及仍受制于战乱、贫困和文盲率高（80%以上）等社会条件。

1949年 ~ 1965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英语教育政策经历了重大调整。初期，受苏联影响，俄语取代英语成为第一外语，中学和大学普遍开设俄语课，英语教学大幅萎缩。据资料显示，1950年代全国英语教师大量转行教授俄语，英语教材被废弃，仅少数高校保留英语专业，如北京外国语学院（1941年成立，1954年更名）。1956年，随着中苏关系变化，政府开始重新重视英语，1957年教育部规定中学可开设英语或俄语，但实际开课率极低。有观点认为，这一时期英语在民间普及几乎停滞，学习英语甚至可能被视作“崇洋媚外”的政治倾向，导致学习者人数锐减。据估计，1960年代初全国英语学习者不足50万人，且多集中于外交、外贸和科研领域。1964年，国务院批准《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提出加强英语教学，但随后因政治运动未能全面实施。民间英语学习主要依靠少数自学者和地下学习小组，缺乏公开的教材和教学资源。

1966年 ~ 1976年

文化大革命期间，英语教育受到严重冲击。据资料显示，1966年后，全国大中小学停课，英语教学几乎完全中断，大量英语教师被批斗，教材被销毁，图书馆的外文书籍被封存。1970年，部分学校复课，但英语课时被大幅削减，教学内容被政治化，如教材中充斥“Long Live Chairman Mao”等政治口号。有观点认为，这一时期民间英语学习处于“地下”状态，少数人通过收听外国广播（如BBC、VOA）自学英语，但存在被指控为“收听敌台”的政治风险。据资料显示，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后，英语教育略有恢复，1973年国务院批准部分高校恢复英语专业招生，但招生人数极少。1976年文革结束时，全国英语人才严重断层，能流利使用英语的人数估计不足10万，且多为解放前培养的老一代知识分子。这一时期的英语普及几乎完全空白，被视为中国英语教育史上的“黑暗十年”。

1978年 ~ 1985年

1978年改革开放后，英语教育迅速恢复并迎来快速发展。据资料显示，1978年教育部召开全国外语教育座谈会，提出“中学外语以英语为主”的方针，英语重新成为高考必考科目（1977年恢复高考时英语不计入总分，1979年开始按10%计入，1983年100%计入）。1982年，中央电视台与英国BBC合作推出《跟我学》（Follow Me）英语教学节目，这是中国第一部面向全民的电视英语教学节目，据估计全国有超过1000万观众收看。有观点认为，这一时期英语在民间普及出现了第一次高潮，学习动机从政治转向实用，如出国留学、外资企业就业等。1980年代，各地纷纷开办英语夜校、自学考试和广播函授课程，如北京外国语学院举办的“英语强化培训班”报名者众多。据资料显示，1985年全国中学英语教师达30万人，英语学习者（含在校学生）超过1亿人，但质量参差不齐，多数学习者仅掌握基础语法和词汇，口语能力薄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