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14世纪 ~ 约16世纪

文艺复兴运动是近代西方人文主义思潮的源头，发源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威尼斯等城市共和国，后扩展至欧洲各地。其核心背景是中世纪后期商业复苏、城市兴起、古典文献重新发现以及黑死病后社会结构变化。该运动以“复兴古典希腊罗马文化”为旗帜，实质是倡导以人为中心（而非以神为中心）的价值观，强调人的尊严、理性与现世幸福。代表人物包括但丁（《神曲》）、彼特拉克（被誉为“人文主义之父”）、薄伽丘（《十日谈》）、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等。他们通过文学、艺术、哲学作品，歌颂人性之美，探索自然与人的关系，并开始以批判眼光审视教会权威。据资料显示，美第奇家族等富商对艺术家的资助是推动文艺复兴的重要经济基础。这一运动为后来的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标志着欧洲从中世纪向近代的转折。

约1517年 ~ 约1648年

宗教改革运动是人文主义思想在宗教领域的直接实践与深化，由马丁·路德于1517年发表《九十五条论纲》正式引发。其背景包括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对教会腐败的批判、民族国家意识觉醒、印刷术普及以及民众对教会赎罪券等行为的不满。路德提出“因信称义”，主张信徒凭信仰直接与上帝沟通，无需教会中介，并翻译德文《圣经》使平民可阅读。随后，茨温利、加尔文（在日内瓦建立神权共和国）等推动改革，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则因政治原因推行英国国教改革。宗教改革导致基督教世界分裂为新教与天主教两大阵营，引发了长期宗教战争（如三十年战争），最终以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教随国定”原则告终。有观点认为，宗教改革虽具神学色彩，但强化了个人良知与判断的价值，促进了民族语言、教育普及（新教地区重视识字读经），并间接推动了资本主义精神（如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的论述）与政治世俗化进程。

约17世纪 ~ 约18世纪

科学革命与启蒙运动是人文主义理性精神的高峰。科学革命以哥白尼（日心说）、伽利略（实验与观测）、开普勒（行星运动定律）、牛顿（经典力学体系）等为代表，确立了以观察、实验和数学推理为基础的自然科学方法，挑战了亚里士多德哲学与宗教教条对自然的解释。这一过程深刻改变了人类对宇宙和自身的认知，确立了理性的权威。随后，启蒙运动在18世纪的法国、英国、德国等地蓬勃发展，核心思想是“敢于认知”（康德语），主张用理性之光驱散迷信与专制黑暗。代表人物包括伏尔泰（倡导言论自由、宗教宽容）、孟德斯鸠（三权分立）、卢梭（社会契约与人民主权）、狄德罗（编纂《百科全书》）、休谟（经验主义哲学）等。他们批判君主专制、教会特权，提倡自然权利、法治、进步观念与世俗主义。启蒙思想直接为美国独立（《独立宣言》）与法国大革命（《人权宣言》）提供了理论武器，奠定了现代民主政治、人权观念与科学世界观的基础。据资料显示，沙龙、咖啡馆、印刷品是启蒙思想传播的重要社会空间。

约18世纪末 ~ 约19世纪

浪漫主义是对启蒙运动理性至上倾向的反思与补充，兴起于18世纪末的德国、英国，后波及全欧。其背景包括对法国大革命恐怖统治的幻灭、工业革命初期社会问题的显现以及对启蒙理性主义忽视情感、直觉与个体独特性的不满。浪漫主义强调情感、想象力、个人主观体验、对自然的神秘崇拜以及民族历史与文化遗产的价值。代表人物有德国的歌德、席勒（早期）、英国的华兹华斯、柯勒律治（湖畔诗人）、拜伦、雪莱，法国的雨果等。在哲学上，康德（虽属启蒙但强调主体性）、谢林、黑格尔的某些思想为其提供了支撑。浪漫主义推动了民族主义思潮（如格林兄弟收集民间故事、各国重视本民族语言史诗），丰富了文学、艺术（如德拉克洛瓦绘画、贝多芬音乐）的表现力。有观点认为，浪漫主义并非反人文主义，而是拓展了人文主义的维度，强调人的非理性、创造性及与自然的有机联系，是对启蒙单一理性模式的重要平衡，影响了后来的存在主义、表现主义等思潮。

约19世纪中叶 ~ 约20世纪初

随着工业革命深入、社会矛盾加剧（如贫富分化、工人状况恶劣），以及达尔文进化论（《物种起源》，1859年）等科学进展带来的冲击，人文主义思想开始与各种社会批判理论和科学实证主义结合。功利主义（边沁、密尔）主张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伦理与立法原则，强调个人自由（密尔《论自由》）与社会改良。实证主义（孔德）主张将科学方法应用于社会研究。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则对资本主义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批判，提出通过阶级斗争实现人的全面解放，其思想兼具科学分析与人文关怀。同时，尼采宣布“上帝已死”，批判传统基督教道德与理性主义，主张重估一切价值，强调“超人”意志与生命力的创造，对20世纪哲学产生深远影响。这一时期的人文主义呈现出多元化、批判性强的特点，既关注社会整体结构与制度变革，也深入探讨个体在现代性条件下的生存处境，为20世纪的存在主义、社会主义运动、社会福利思想等铺平了道路。

约20世纪中叶 ~ 约21世纪初

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极权主义的兴起以及对殖民历史的反思，20世纪中后期的人文主义进入深刻自省与扩展阶段。存在主义（萨特、加缪）在战后欧洲盛行，强调人在荒诞境遇中的自由、选择与责任，将人文主义焦点置于个体存在的具体体验上。同时，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列维-斯特劳斯、福柯、德里达）对“人”作为理性、自主主体的启蒙观念进行解构，强调语言、权力结构、无意识等对主体的塑造，引发了关于“人的终结”的讨论。另一方面，以萨特、马斯洛（人本主义心理学）等为代表的学者仍坚持和发展一种“新人道主义”。此外，人文主义的关怀范围极大扩展：女性主义（波伏娃《第二性》）批判父权制，争取性别平等；后殖民理论（萨义德《东方学》）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环境伦理与生态人文主义（如深生态学）将道德关怀延伸至非人类生命与整个生态系统。进入21世纪，数字技术、生物科技（如基因编辑、人工智能）的发展带来了关于“后人类”、“超人类”的伦理与哲学辩论，人文主义传统面临新的挑战与重构需求，其核心议题持续聚焦于如何在快速变化的世界中捍卫人的尊严、权利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