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700万年前 ~ 约500万年前

人类谱系与黑猩猩谱系发生分化。根据分子生物学研究和化石证据，学界普遍认为在非洲大陆，由于东非大裂谷的形成导致地理隔离和生态环境改变，一部分古猿种群逐渐适应了更开阔的林地与草原环境，开始了直立行走和工具使用的演化方向。这一过程的具体时间节点存在争议，有观点认为最晚至500万年前分化已基本完成。代表性化石包括乍得沙赫人（约700万年前）和千禧人（约600万年前），这些化石展现出原始直立行走特征与树栖能力的混合形态。这一分化是理解人类文明起源的生物学前提，因为人类独特的认知能力、社会合作倾向和技术创新潜力均根植于这一演化分叉。

约320万年前

南方古猿阿法种生活在东非地区，其代表化石“露西”于1974年在埃塞俄比亚阿法尔地区被发现，身高约1.1米，脑容量约400毫升，已具备完全的双足直立行走能力，但上肢结构仍保留攀爬特征。这一发现证明直立行走远早于脑容量的显著增大而出现，颠覆了此前认为脑先行演化的观点。考古学证据显示，南方古猿可能使用简单的天然工具，如树枝和石块，但尚无制造工具的确凿证据。当时东非气候经历了从湿润森林向干旱草原的转变，这促使古猿更多依赖地面活动。南方古猿的社会结构据推测以小型群体为主，可能已有简单的分工和母幼关系纽带。这一阶段为后来能人属的出现和石器制造奠定了解剖学与行为学基础，是人类文明史前阶段的关键节点。

约250万年前 ~ 约200万年前

能人属出现于东非，是最早被学界广泛认可的人类属成员之一。其脑容量约500-700毫升，明显大于南方古猿，面部和牙齿结构也趋近于后来的直立人。1960年代在坦桑尼亚奥杜瓦伊峡谷发现的下颌骨和手骨化石，表明能人已能够制造和使用奥杜瓦伊石器（一种简单的砍砸器和刮削器）。这些石器通过敲击鹅卵石制成，主要用于切割肉类、敲碎骨髓和加工植物性食物。肉类摄入的增加为大脑发育提供了充足的蛋白质和脂肪，形成了脑演化与工具使用的正反馈循环。据资料显示，能人可能已有初步的食物分享行为，这被认为是人类社会性合作的早期表现。虽然能人的语言能力尚无直接证据，但其脑部布罗卡氏区的发育痕迹暗示可能具备简单的声音交流。能人作为最早的石器制造者，开启了人类技术演化的序幕。

约180万年前 ~ 约80万年前

直立人走出非洲，向欧亚大陆广泛扩散。其脑容量已增至约900-1100毫升，身高和体态接近现代人，能够进行长距离奔跑和迁徙。直立人制造更为先进的阿舍利手斧，这种双面打制的工具对称美观，体现了较高的规划能力和空间认知能力。已知最早的阿舍利手斧出土于肯尼亚图尔卡纳湖地区，距今约176万年。直立人还掌握了火的使用，在以色列格舍尔贝诺特雅各布遗址发现了约79万年前的用火痕迹，包括烧焦的种子和燧石。火的使用不仅提供了保暖和防御功能，更重要的是促进了食物烹饪，减少了消化能耗，进一步支持了大脑的发育。直立人的社会结构据推测可能已有较稳定的家庭单元和劳动分工，其群体规模估计在数十人左右。北京周口店遗址（距今约77-40万年）出土了大量石器、用火遗迹和动物化石，是东亚直立人研究的经典案例。直立人的扩散和适应能力为智人最终兴起奠定了全球分布基础。

约40万年前 ~ 约10万年前

智人祖先出现，脑容量达到与现代人相当的约1300-1500毫升。这一阶段以石叶技术的发明为标志，相比阿舍利手斧，石叶更加轻薄锋利，材料利用率更高。在非洲多处遗址（如肯尼亚卡兰代尔遗址）出土的石叶表明，早期智人已具备高度的规划能力和精细的手部操作技巧。同时，最早的象征性行为证据开始出现，例如南非布隆博斯洞穴出土的赭石块上刻有几何图案，距今约7.7万年，被认为是人类抽象思维和符号交流的最早物证。社会组织方面，早期智人可能已形成以血缘为纽带的较大群体，并发展出复杂的觅食策略和工具携带习惯。语言能力在此阶段得到显著提升，喉部解剖结构的演化使发声范围扩大，为复杂语法和词汇的出现提供了生理基础。学界普遍认为，这一时期的认知革命（包括工作记忆增强和心智理论发展）是文明诞生的关键前提。

约7万年前 ~ 约6万年前

智人从非洲向欧亚大陆及全球范围大规模迁徙，这一过程被称为“走出非洲”事件。根据线粒体DNA和Y染色体谱系分析，所有非非洲现代人的共同祖先可追溯至约6-7万年前的东非人群。迁徙路线可能经由曼德海峡进入阿拉伯半岛，随后沿印度洋海岸线快速扩散至东南亚和澳大利亚，另一支则通过中亚进入欧洲。这次迁徙伴随着认知现代性的完全确立：符号思维、艺术表达和复杂社会网络的出现。在非洲南部和东部发现的串珠、刻纹蛋壳和几何图案均属此期。智人到达欧亚大陆后与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等古人类发生了基因交流，现代非非洲人基因组中约1-4%的尼安德特人DNA即是证据。这场迁徙彻底改变了全球人类分布格局，也为后来农业革命和文明兴起提供了全球性人口基础。有观点认为，智人的社会合作能力和语言优势使其在竞争和适应中最终胜出。

约5万年前 ~ 约1.2万年前

旧石器时代晚期，现代人类行为全面形成。在欧洲，这一阶段以奥瑞纳文化（约4.3万-2.8万年前）为代表，出现了洞穴壁画、象牙雕刻、乐器（如德国霍勒·费尔斯洞穴的骨笛）和复杂的葬礼仪式。法国拉斯科洞穴壁画（约1.7万年前）和西班牙阿尔塔米拉洞穴壁画（约1.5万年前）展现了高超的写实技巧和空间构图能力，被认为是人类象征思维和审美意识成熟的标志。社会组织方面，群体规模可能达到百人以上，出现了基于年龄和性别的分工，以及远距离贸易网络（如黑曜石和贝壳的交换）。技术方面，骨角器、鱼叉和投矛器的发明极大提高了狩猎效率。气候变化（末次冰期）导致资源分布变化，可能促进了人群的流动性和适应性。这一时期的艺术品和装饰品表明，人类开始以符号系统记录和传递信息，这是文字和文明诞生的直接前奏。

约1.2万年前 ~ 约8000年前

农业革命在中东、东亚、中美洲等多个独立中心发生。在西亚黎凡特地区，纳图夫文化人群（约1.3万-1万年前）开始定居并种植小麦、大麦，驯化绵羊、山羊，形成最早的农业村落（如耶利哥城）。在中国，水稻驯化可追溯至约1万年前的湖南玉蟾岩遗址，粟和黍则在约8000年前的河北磁山遗址被种植。农业革命的根本原因包括末次冰期后气候变暖、人口压力以及资源富集区的形成。农业带来的定居生活、剩余食物和人口增长，促使社会分层、专业分工和私有财产出现。同时，农业也带来了新的健康问题，如营养不良和传染病增加。据资料显示，早期农民的平均身高和牙齿健康反而低于同时期的狩猎采集者。然而，农业的集约化生产最终支撑了城市、国家和文字的产生。这一革命被视为人类文明史的真正起点，因为它彻底改变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社会结构。

约公元前5500年 ~ 约公元前3500年

美索不达米亚南部苏美尔地区形成了最早的城市文明雏形，以埃利都、乌尔和乌鲁克为代表。这一地区位于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依靠灌溉农业获得高产，人口密集至数千人。乌鲁克时期（约公元前4000-前3100年）出现了大规模神庙建筑、阶梯式金字塔（塔庙）和复杂的行政管理系统。考古发现数千块泥板文书，其中最早的是用于记录粮食和牲畜的经济管理文书，后来发展为楔形文字。城市中出现了祭司、工匠、商人和士兵等不同职业阶层，社会等级明显。苏美尔人发明了轮子、帆船和数学计数法（六十进制），并建立了最早的法律体系（如乌尔纳姆法典）。据资料显示，乌鲁克晚期人口可能达到4万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这一文明模式迅速传播至整个两河流域，为后续的阿卡德帝国和巴比伦文明奠定基础，被视为“文明摇篮”的核心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