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9年12月

曾纪泽出生于湖南湘乡（今湖南省双峰县），字劼刚，号梦瞻，是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的次子。据资料显示，曾纪泽自幼受父亲严格家教，曾国藩家书中多次提及对他的学业与品行要求，使其在经史、诗文与书法方面打下深厚根基。曾纪泽早年随父辗转于军营与官署之间，耳濡目染于洋务与军政事务，这为其后来从事外交活动提供了独特的家庭背景与知识视野。有观点认为，曾国藩对子女“不望代代得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的教育理念，对曾纪泽日后兼具传统学养与开放眼光的人格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约1860年代

据资料显示，曾纪泽在青年时期系统学习中国传统经史，并开始关注西学，尤对天文、算学与地理有兴趣。受父亲曾国藩与当时洋务思潮影响，他接触到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所译西书及若干外国传教士的介绍，逐步形成对国际形势的初步认识。有观点认为，曾纪泽不同于一般只读经书的士大夫，其知识结构中已包含若干近代外交与科技常识，这为他日后出使欧洲、处理中外交涉提供了知识准备。此一时期他亦随父参与一些幕府文书与家书往还，锻炼了处事与文字能力。

1870年

据资料显示，曾纪泽于同治九年（1870年）前后由荫生资格入仕，进入清代官僚体系。荫生制度使重臣子弟得以凭父祖功勋获得官职或候补资格，曾纪泽由此获得进入仕途的通道。他在京期间与当时士大夫及洋务派人士有所往来，关注朝政与对外事务。有观点认为，曾纪泽虽出身荫生，但其学识与见识使其在京城士林中逐渐获得一定声誉，为其后由曾国藩旧部及洋务派官员举荐出使外国埋下伏笔。

1877年

据资料显示，光绪三年（1877年），清廷因处理马嘉理案（滇案）后需遣使赴英交涉并常驻，郭嵩焘被任命为首任驻英公使。曾纪泽在这一时期与郭嵩焘等洋务派外交人物有较多接触，关注使西事务。有观点认为，郭嵩焘的出使及其《使西纪程》所引发的朝野争议，使曾纪泽对驻外使节的处境与中外礼仪冲突有了更直接的认识，也促使他思考中国应如何以更务实方式与列强交往。此阶段可视为曾纪泽由传统官员向外务官员转型的酝酿期。

1878年 ~ 1879年

据资料显示，光绪四年至五年（1878—1879年），清廷着手调整驻外使节布局，曾纪泽被任命为驻英、法两国公使（一说先任驻英法公使，后兼驻俄）。这一任命与李鸿章、郭嵩焘等洋务派官员的推荐有关，也反映清廷对其家世与才干的信任。曾纪泽在出使前对国际法、外交礼仪与欧洲政情进行准备，研读相关译著并咨询有洋务经验者。有观点认为，他的出使标志着曾国藩家族由军政领域向近代外交领域的延伸，也体现清廷在对外事务上逐渐倚重具备一定西学素养的官员。

1879年

据资料显示，光绪五年（1879年），曾纪泽抵达欧洲，正式出任驻英、法公使，成为中国近代早期常驻欧洲的外交使节之一。他在伦敦设立使馆，处理中英之间通商、侨务、教案及礼仪等事务，并与英国外交部及各国驻英使节往来。曾纪泽在任内注重学习国际法与外交通例，努力以条约与公法为依据维护中国权益。有观点认为，他在驻英法期间的外交实践，为清廷提供了关于欧洲政治、军事与工业的第一手观察，其奏报与日记也成为研究晚清外交的重要资料。

1880年 ~ null

据资料显示，光绪六年（1880年），曾纪泽受命兼任驻俄公使，并奉命赴俄重开谈判，交涉中俄伊犁问题。此前崇厚擅自与俄国签订《里瓦几亚条约》，割地赔款，朝野哗然，清廷拒绝批准并改派曾纪泽使俄。曾纪泽面对俄方强硬态度，依据国际法与中俄既往条约逐条辩驳，力争收回伊犁周边部分领土并减少赔款。有观点认为，他在谈判中运用公法知识与外交辞令，展现了晚清外交官少见的专业素养，但受国力所限，最终仍不得不作出一定让步。

1881年02月

据资料显示，光绪七年（1881年），曾纪泽在圣彼得堡与俄国签订《中俄改订条约》（即《圣彼得堡条约》），取代崇厚所订《里瓦几亚条约》。新约收回伊犁南境特克斯河流域部分领土，调整了通商与赔款条款，赔款增至九百万卢布。曾纪泽在谈判中多次与俄国外交部交涉，并借助国际舆论与公法论证。有观点认为，该条约虽仍属不平等性质，但相较崇厚原约使中国挽回若干权益，被视为晚清外交少有的相对成功案例，曾纪泽因此获得朝野一定赞誉。

1882年

据资料显示，光绪八年（1882年），曾纪泽继续担任驻英、法、俄公使（或卸俄使后专任英法），处理多起中外交涉。他在任内关注英国议会政治、海军建设与工业发展，并向清廷奏报欧洲局势。据资料显示，他曾就中英之间鸦片贸易、侨民保护及边界通商等问题与英方交涉，并参与有关越南局势的早期情报收集。有观点认为，曾纪泽在这一时期的外交活动，使清廷对欧洲列强的政策动向有了更及时的了解，其奏稿中体现的务实态度对李鸿章等人的外交决策有一定参考价值。

1883年

据资料显示，光绪九年（1883年），中法关系因越南问题日趋紧张，曾纪泽在驻法公使任内对法国在越南的扩张意图有所警觉，并向清廷报告法国政局与殖民政策动向。他与法国外交部就中越宗藩关系及边境通商等问题进行交涉，试图以外交手段缓和冲突。有观点认为，曾纪泽对法国扩张野心有一定判断，但清廷内部和战不定，使其外交努力难以扭转局势。此一时期他的奏报与函电，成为研究清廷中法战争前外交决策过程的重要史料。

1884年

据资料显示，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曾纪泽在驻法公使任上处境困难，法国政府对其施压，清廷内部亦有对其外交主张的争议。据资料显示，他曾就中法冲突向清廷提出应对建议，并试图通过国际舆论与列强斡旋。有观点认为，由于清廷对法政策摇摆及军事失利，曾纪泽的外交空间受限；同年或稍后他结束驻法使命，其驻欧使节生涯进入尾声。学界常见观点为，中法战争暴露了清廷外交与军事体制的诸多问题，也使曾纪泽对列强实力与清廷局限有更深刻认识。

1885年

据资料显示，光绪十一年（1885年），曾纪泽驻欧使节任期结束前后，中法战争以《中法新约》收场，清廷丧失对越南的宗主权。曾纪泽在此前后对中外交涉的艰难有切身感受，其奏议中反映出对自强与改革的关注。有观点认为，曾纪泽与郭嵩焘等人同属晚清较早主张了解世界、以公法交涉的官员群体，但其主张在保守氛围中难以充分施展。此阶段他由驻外使节逐步转回国内任职，其外交经验成为清廷处理洋务的参考资源。

1886年

据资料显示，光绪十二年（1886年），曾纪泽回国后受到一定重用，参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相关事务及海军、洋务事宜。他凭借驻欧期间积累的见闻，就海军建设、外交人才培养与对外通商等提出建议。据资料显示，他曾与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员讨论海防与外交问题，并关注北洋水师建设。有观点认为，曾纪泽的欧洲经验使其在清廷内部属于较为了解列强实情的官员，但其影响力受制于派系政治与朝廷决策机制，难以从根本上改变清廷外交格局。

1887年

据资料显示，光绪十三年（1887年），曾纪泽在总理衙门及相关部门任职期间，参与处理若干中外交涉与洋务事务，包括条约修订、传教士问题与边界通商等。他注重以条约文本与国际惯例为依据，主张在交涉中保持理性与务实。据资料显示，他曾就葡萄牙占据澳门及中葡条约问题参与意见，并关注列强在华势力扩张。有观点认为，曾纪泽在总理衙门的工作体现了晚清外交由传统理藩向近代条约外交过渡的特征，其个人努力虽有限，但为后世外交官提供了经验与文本参考。

1888年

据资料显示，光绪十四年（1888年），曾纪泽参与清廷关于铁路、海军与外交等事务的讨论，并继续在总理衙门任职。据资料显示，他关注国际形势变化，对日本崛起与列强在东亚的竞争有所警觉，曾提出加强海防与外交应对的建议。有观点认为，曾纪泽对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扩张倾向有一定预判，但其主张未能在清廷决策中充分体现。此一时期他的奏稿与函电，反映了晚清洋务官员对东亚国际格局变化的观察与忧虑。

1889年

据资料显示，光绪十五年（1889年），曾纪泽在总理衙门及户部等机构任职，参与财政与对外交涉事务。据资料显示，他曾就对外借款、通商与关税等问题提出意见，并关注列强对华经济渗透。有观点认为，曾纪泽的财政与外交经验使其在处理对外经济事务时较为注重维护利权，但在清廷财政困难与列强压力下，其主张难以全面落实。此阶段他的活动体现了晚清官员在内外交困中寻求应对之道的努力。

1890年

据资料显示，光绪十六年（1890年），曾纪泽因病在任上去世，享年约五十一岁（按出生1839年计）。据资料显示，他去世前仍关注清廷外交与洋务事务，其奏稿、日记与诗文由后人整理流传。有观点认为，曾纪泽是晚清较具专业素养的外交官之一，其驻欧经历与伊犁交涉使其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占有一定地位；同时，学界也指出其外交成就受制于国家实力与体制局限，不宜过度拔高。其著作与档案成为研究晚清外交史的重要资料。

1890年代

据资料显示，曾纪泽去世后，其日记、奏稿、诗文及家书陆续由亲友整理刊行，部分内容被收入《曾惠敏公遗集》等文献。这些资料记录了他在驻欧期间的外交交涉、欧洲见闻与对时局的判断，成为研究晚清外交、洋务运动与中西交流的重要一手史料。有观点认为，曾纪泽的《金轺筹笔》等文字详细记录了伊犁交涉过程，具有较高史料价值；其日记中对欧洲政治、社会与科技的观察，也反映了晚清官员认知世界的一个侧面。学界常见观点为，对其外交活动应置于晚清国力衰微与列强扩张的背景下客观评价。

20世纪以来

据资料显示，20世纪以来，学界对曾纪泽的研究逐步展开，涉及其中俄伊犁交涉、驻欧外交、思想与家世等方面。研究者利用清宫档案、曾氏家藏文献及外国外交部档案，对其外交策略、国际法运用与对列强认识进行探讨。有观点认为，曾纪泽与郭嵩焘、薛福成等人同属晚清具有开放眼光的官员群体，其经历体现了传统士大夫向近代外交官转型的轨迹；同时，学界也指出其思想仍有时代局限。相关研究丰富了人们对晚清外交史与中外关系史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