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立改革开放路线，财政体制随之进入以“放权让利”为核心的探索阶段。据资料显示，此前长期实行“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地方缺乏自主权，企业活力不足。改革开放后，为调动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中央逐步推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等财政包干制，即所谓“分灶吃饭”。这一阶段的核心特征是中央与地方通过一对一谈判确定包干基数与上缴比例，地方超收部分留成或按比例分成。包干制在短期内激发了地方增收积极性，推动了地方经济发展，但也带来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持续下降、中央宏观调控能力弱化等问题，为后来的分税制改革埋下伏笔。

1980年02月

1980年2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财政管理体制的暂行规定》，标志着财政包干制正式在全国推行。据资料显示，该体制将财政收入划分为中央固定收入、地方固定收入和中央与地方调剂收入，支出按隶属关系划分，地方以1979年收支为基数确定包干比例，一定五年不变。其背景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央试图通过财政分权调动地方积极性，同时缓解中央财政压力。经过数年实践，地方财政收入显著增长，但中央财政收入占比从改革前的约40%降至1980年代中期的约30%以下，中央对地方的依赖增强，出现了“中央财政向地方借钱”的现象，学界常见观点认为这直接催生了对分税制的探索。

1985年03月

1985年3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在1980年包干制基础上进一步调整。据资料显示，该体制尝试按税种划分中央与地方收入，将财政收入分为中央固定收入、地方固定收入、中央地方共享收入三类，但仍保留包干色彩，地方支出基数与分成比例通过谈判确定。背景是1983年和1984年两步“利改税”后，税收成为财政收入主要形式，为按税种划分收入提供了条件。结果是地方财力继续扩大，但中央财政收入占比仍未见明显回升，财政体制的规范性不足、地区间苦乐不均等问题日益突出，成为后续改革的重要动因。

1988年07月

1988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地方实行财政包干办法的决定》，推行多种形式的财政包干制，包括“收入递增包干”“总额分成”“总额分成加增长分成”“上解额递增包干”“定额上解”“定额补助”等六种办法。据资料显示，这一轮包干进一步强化了地方对财政收入的支配权，地方超收留成比例提高。背景是1980年代中期中央财政赤字扩大、宏观调控能力下降，中央希望通过包干形式稳定地方上缴、激励地方增收。结果是地方经济活力增强，但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比重继续下滑，有观点认为这导致中央在基础设施、国防、教育等全国性公共产品供给上捉襟见肘，分税制改革的必要性愈发凸显。

1992年01月 ~ 1992年12月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改革目标，财政体制改革随之加速酝酿。据资料显示，同年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理顺国家与企业、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在此背景下，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财政部等部门开始系统研究分税制方案，并借鉴市场经济国家普遍采用的分税制经验。有观点认为，1992年部分地区进行的“分税制试点”为全国推行积累了经验。这一阶段的核心议题包括：如何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与财权、如何设置共享税、如何建立转移支付制度等，为1993年方案设计奠定基础。

1993年07月 ~ 1993年12月

1993年下半年，中央成立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负责的财税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加紧制定分税制改革方案。据资料显示，1993年9月至11月，中央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多轮谈判，最终确定以1993年为基期年，确保地方既得利益，同时提高中央财政收入比重。方案核心内容包括：按税种划分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设立国税、地税两套税务机构；建立以增值税为主体的流转税体系；实行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经过与地方反复协商，1993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为1994年正式实施铺平道路。

1994年01月

1994年1月1日，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正式在全国实施，这是中国财政体制改革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据资料显示，改革主要内容包括：将关税、消费税等划为中央税；将营业税、地方企业所得税等划为地方税；将增值税、资源税等划为共享税，其中增值税中央分享75%、地方分享25%；设立国家税务总局和各级国税、地税机构分别征管。背景是中央财政收入占比持续下降、宏观调控能力不足。结果是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迅速回升，从1993年的约22%提高到1994年的约55%以上，中央宏观调控能力显著增强，但地方尤其是基层财政压力增大，后续转移支付制度不断完善。

1994年03月

1994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为分税制改革提供法律保障。据资料显示，该法明确国家实行一级政府一级预算，设立中央、省、市、县、乡五级预算，并规定中央与地方预算收支范围划分原则。背景是分税制改革需要法律框架支撑，以规范政府间财政关系。结果是预算法与分税制共同构成中国财政管理的基本制度，但该法当时未对转移支付作出详细规定，且禁止地方发债，限制了地方自主融资能力。有观点认为，这一限制在后续城市化加速期导致地方对土地财政和融资平台的依赖，成为后来财税体制改革需要面对的问题。

1995年01月

1995年起，中央财政开始建立并逐步规范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制度，以缓解分税制后地方财力不足问题。据资料显示，1995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主要包括税收返还、体制补助、专项补助和过渡期转移支付等。其中税收返还是为保障地方既得利益而设，按1993年基数返还；过渡期转移支付则按因素法分配，向中西部地区倾斜。背景是分税制提高了中央收入比重，但地方尤其是中西部基层政府出现较大收支缺口。结果是转移支付规模逐年扩大，成为地方财政重要来源，但税收返还占比过高、专项转移支付管理不规范等问题也受到学界批评，后续改革持续调整结构。

2002年01月

2002年，中央推行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将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由地方税改为中央地方共享税，中央与地方按50:50分享，2003年进一步提高中央分享比例至60%。据资料显示，此举背景是分税制后地方所得税增长迅速、中央希望进一步集中财力并调节地区间财力差距。结果是中央财政收入比重稳中有升，同时中央将所得税增量部分用于对中西部转移支付。有观点认为，这一改革强化了中央宏观调控能力，但也使地方尤其是东部发达地区财力增长受限，地方对土地出让收入和收费的依赖进一步加深，为后续“土地财政”问题埋下伏笔。

2003年10月

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分步实施税收制度改革”“健全公共财政体制”等要求。据资料显示，该决定明确要“按照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稳步推进税收改革”，并强调完善转移支付制度、规范政府间财政关系。背景是分税制运行十年后，地方财政困难、县乡财政债务、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等问题凸显。结果是后续几年陆续推出增值税转型试点、农业税取消、企业所得税“两法合并”等改革，分税制框架下的税制与转移支付制度进入系统完善阶段。

2006年01月

2006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正式废止，延续2600多年的农业税退出历史舞台。据资料显示，这一改革与分税制后基层财政困难密切相关：分税制提高了中央收入比重，但县乡基层政府事权与财力不匹配，农民负担问题突出。中央通过取消农业税并加大转移支付，缓解基层财政压力。结果是农民负担显著减轻，基层政府收入结构发生变化，更多依赖上级转移支付和土地相关收入。有观点认为，农业税取消是分税制框架下中央通过转移支付弥补地方减收的典型案例，也推动了农村综合改革和乡镇机构精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