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 ~ 1861年

清朝政府为应对太平天国运动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内外交困，由曾国藩在安徽创办安庆内军械所，这是中国近代第一家官办军事工厂，也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萌芽的重要先声。该厂以手工制造为主，主要生产子弹、火药、炸炮等军需品，聘用了徐寿、华蘅芳等中国近代著名科学家。据资料显示，该厂虽属官方性质，但已初步引入近代工业管理方式与雇佣劳动，为后续洋务运动中的官督商办企业积累了技术与人才基础。其意义在于打破了中国传统手工业的封闭格局，开启了近代工业化的尝试，但因其资金与市场完全依赖官府，尚未形成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1872年 ~ 1872年

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近代企业——继昌隆缫丝厂在广东南海县（今佛山）由侨商陈启沅创办。陈启沅曾赴越南经商，积累资本后回国引进法国式缫丝机器，以蒸汽为动力，雇佣女工数百人，生产生丝出口海外。该厂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独立经济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其背景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生丝在国际市场竞争力下降，传统手工缫丝技术落后；该厂采用机器生产后，产品质量提高，成本降低，很快打开销路。然而，该厂遭到当地手工缫丝业者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机器夺走了生计，曾引发暴力冲突。据资料显示，该厂一度被迫迁往澳门，后经调解才得以复业。这一事件反映出民族资本主义在封建势力与旧经济结构夹缝中艰难求生的特征。

1895年 ~ 1895年

甲午战争惨败后，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允许外国在华设厂，这反而刺激了国人自办实业的热情。以张謇、盛宣怀等为代表的绅商阶层开始大规模投资近代工业。张謇于1895年在江苏南通创办大生纱厂，该厂以本地棉花为原料，生产棉纱，采用股份制形式，吸纳民间资本。大生纱厂的创办背景是《马关条约》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张謇提出“实业救国”口号，认为发展民族工业是抵御外侮的根本。该厂初期资金困难，张謇多方奔走，甚至借助张之洞等官员的支持，最终于1899年建成投产。投产后因适逢国内棉纱市场需求旺盛，加之南通地区原料充足、劳动力廉价，大生纱厂迅速盈利，并带动了当地棉花种植、运输、金融等相关产业发展。这一阶段，民族资本主义开始从军事工业转向民用工业，形成了第一次投资高潮，但总体规模仍小，且受外资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制。

1904年 ~ 1908年

日俄战争期间及战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迎来第一个快速发展期。由于战争导致外国商品输入减少，同时国内收回路权、矿权运动兴起，民族资本大量进入纺织、面粉、火柴、造纸等轻工业领域。据资料显示，1904年至1908年间，新设民族资本工厂约200余家，其中以面粉业和纺织业增长最为显著。例如，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于1905年在江苏无锡创办保兴面粉厂（后改名茂新），采用进口钢磨，生产“兵船”牌面粉，很快占据国内市场并出口南洋。此外，收回路权运动促使各省商办铁路公司成立，如浙江铁路公司、江苏铁路公司等，这些公司通过民间集资修建铁路，虽然后期因资金不足多被国有化，但这一过程锻炼了民族资本的组织能力。该阶段民族资本主义的特点是：投资领域从军事工业扩展到民生工业，企业组织形式以股份制为主，但技术设备多依赖进口，且受清政府苛捐杂税与外资挤压，发展并不平衡。

1912年 ~ 1919年

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中华民国成立，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鼓励实业发展的政策法令，如保护工商业、废除部分苛税等，加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美列强忙于战争，减少了对华商品输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进入了所谓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纺织、面粉、火柴、水泥等行业获得空前发展。以纺织业为例，1913年全国华商纱厂有纱锭约50万枚，到1919年增至约110万枚，翻了一倍多。面粉业方面，荣氏兄弟的茂新、福新系统迅速扩张，成为国内最大面粉企业集团。此外，范旭东于1914年在天津创办久大精盐公司，后又创办永利碱厂，打破外国对碱业的垄断。这一阶段民族资本主义的显著特征是：企业数量激增、资本积累加快、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壮大，并开始参与政治活动，如五四运动中上海商人罢市支持学生。然而，这一繁荣建立在战争造成的市场真空之上，具有明显的短暂性与脆弱性，且外资在战后卷土重来，民族企业面临更激烈的竞争。

1920年 ~ 1927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美列强重返中国市场，民族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迅速终结，进入调整与分化阶段。1920年至1927年间，许多在战争期间盲目扩张的民族企业因资金链断裂、市场萎缩而倒闭或兼并。例如，上海多家中小纱厂被外资或大资本收购。与此同时，民族资本内部开始出现资本集中趋势，形成了一些大型企业集团，如荣氏家族控制的中新纺织公司、永安纺织公司等。这一阶段还出现了民族资本与官僚资本、买办资本的复杂关系，部分企业依靠政府扶持生存，如张謇的大生集团因债务危机于1925年被银行团接管。另一方面，1924年国共合作后，国民革命运动兴起，民族资产阶级对北洋政府的统治日益不满，转而支持南方革命政府。据资料显示，这一时期民族资本主义的利润率普遍下降，但技术和管理水平有所提升，部分企业开始引进科学管理方法。总体而言，这一阶段是民族资本主义从狂热扩张转向理性调整的时期，也是其政治立场逐渐觉醒的重要阶段。

1927年 ~ 1936年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实行了一系列经济政策，如关税自主、币制改革、统制经济等，民族资本主义在1927年至1936年间经历了先恢复后发展的过程。1928年，国民政府与各国重订关税条约，提高了进口税率，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民族工业。1933年，废两改元，统一货币；1935年，实行法币改革，缓解了通货紧缩，刺激了物价回升和企业投资。这一时期，民族工业在纺织、化工、机器制造等领域均有发展，如范旭东的永利碱厂于1926年成功生产出纯碱，打破了英国卜内门公司的垄断；吴蕴初创办的天厨味精厂、天原化工厂等也取得了显著成绩。然而，国民政府同时通过资源委员会等机构加强对重要工业的统制，民族资本在重工业领域空间有限，且面临外资企业的强大竞争。据资料显示，1936年民族工业资本总额比1927年增长了约一倍，但占中国工业总资本的比例仍不足一半。此外，农村经济凋敝，国内市场狭小，制约了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这一阶段被称为“十年建设时期”，但发展成果不平衡，地区差异极大。

1937年 ~ 1945年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遭受沉重打击。东部沿海工业区相继沦陷，大量工厂或被日军掠夺、破坏，或被迫内迁。据资料显示，1937年至1939年间，国民政府组织沿海沿江工厂大规模西迁，共迁出工厂约600余家，机器设备约12万吨，技术工人约1.2万人，主要迁往四川、云南、贵州等西南大后方。内迁过程中，许多企业损失惨重，如上海申新纺织厂部分设备在运输途中遭轰炸。内迁后，民族资本在后方艰苦条件下重建生产，为抗战提供了大量军需民用品。然而，战时经济管制严格，国民政府实行统购统销、限价政策，民族企业利润受限，且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导致企业实际资金不断贬值。同时，官僚资本借机扩张，通过“四行二局”等金融机构控制民族企业，许多民营企业被迫接受国营或合营。例如，荣氏家族的中新纺织系统在战时被政府强制参股。这一时期，民族资本主义在战争环境下艰难维持，但整体实力大幅削弱，且对官僚资本的依附性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