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公元前3世纪

在人类医学史的早期阶段，对主动脉疾病的认知极为有限。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的著作中描述了与剧烈胸痛相关的症状，这些描述在后世被一些学者认为可能与主动脉夹层等急症有关，但当时并无明确的病理学概念。古罗马医生盖伦（Galen）通过动物解剖对心血管系统有了初步了解，但其理论体系（如“灵气说”）与主动脉夹层的真实病理相去甚远。在整个古代乃至中世纪，主动脉破裂或撕裂通常被视为一种无法解释的、迅速致命的突发事件，常被笼统地归为“卒中”或“猝死”。诊断完全依赖临床症状，治疗则几乎不存在，患者死亡率接近100%。这一漫长的时期反映了在缺乏解剖学、病理生理学基础和技术手段的情况下，人类对这类危重疾病的无知与无力。

1760年

英国内科医生兼病理学家乔瓦尼·巴蒂斯塔·莫尔加尼（Giovanni Battista Morgagni）在其划时代的著作《疾病的位置与原因》（De Sedibus et Causis Morborum per Anatomen Indagatis）中，首次对主动脉夹层进行了相对清晰的病理学描述。他报告了一例男性患者的尸检发现，其升主动脉内膜有一个横向撕裂口，血液进入动脉壁中层形成了夹层。莫尔加尼将这种病变与患者生前剧烈的胸痛症状联系起来，从而在临床与病理之间建立了关键桥梁。这一发现标志着主动脉夹层开始从一个模糊的“猝死”概念，转变为一个具有特定解剖改变的独立疾病实体。莫尔加尼的工作奠定了病理解剖学的基础，使医生们意识到，许多疾病在体内有特定的位置和形态学改变。尽管此时仍无法进行生前诊断或治疗，但准确的病理描述是未来所有诊疗进展的基石。

1955年

美国外科医生迈克尔·E·德贝基（Michael E. DeBakey）等人发表论文，首次提出了基于解剖位置的主动脉夹层分型系统，即著名的“德贝基分型”。该分型根据夹层破口起源和累及范围分为三型：Ⅰ型（破口在升主动脉，累及主动脉弓及降主动脉）、Ⅱ型（局限于升主动脉）和Ⅲ型（破口在左锁骨下动脉以远，仅累及降主动脉）。这一分型系统首次为主动脉夹层的诊断、治疗策略选择和预后评估提供了系统化的框架，极大地推动了该领域的临床研究和实践。德贝基分型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成为全球最广泛使用的分类标准。德贝基本人也是血管外科的先驱，他在后来开创了许多主动脉手术技术。有观点认为，这一分型的提出，与当时心血管外科开始尝试手术治疗主动脉疾病的技术背景密切相关，它满足了临床对疾病进行标准化描述和比较的迫切需求。

1970年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医学团队，包括外科医生E. Stanley Crawford等，提出了另一个更为简化的主动脉夹层分型系统，即“斯坦福分型”。该分型将所有累及升主动脉的夹层（无论破口具体位置）归为A型，而所有仅累及降主动脉的夹层归为B型。斯坦福分型因其简洁明了、与治疗决策（A型通常需要急诊手术，B型可先尝试药物或介入治疗）直接挂钩，迅速在临床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并逐渐成为当今国际通用的标准分型。与德贝基分型相比，斯坦福分型更侧重于指导急性期的治疗选择，反映了当时心血管外科急诊手术能力的提升和对疾病自然史理解的深化。这两种分型系统并存且相互参照，共同构成了现代主动脉夹层诊疗的理论基础。

1980年代

计算机断层扫描（CT）技术的普及和革新，特别是螺旋CT及后续多层螺旋CT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主动脉夹层的影像学诊断。CT血管成像（CTA）能够无创、快速、清晰地显示主动脉全程的横断面和三维重建图像，准确识别内膜片、真假腔、破口位置、分支血管受累情况及有无心包或胸腔积液等并发症。其高空间分辨率和扫描速度使其成为诊断主动脉夹层的“金标准”检查。与之前的主动脉造影（有创、耗时）和超声（操作者依赖性强、视野有限）相比，CTA提供了更全面、客观的评估。这一技术进步使得急诊医生能够迅速明确诊断，为决定手术或药物治疗争取了宝贵时间，显著降低了因误诊或延误诊断导致的死亡率。据资料显示，CTA的广泛应用是20世纪末主动脉夹层院内死亡率下降的关键因素之一。

1990年代

经食管超声心动图（TEE）开始广泛应用于主动脉夹层，特别是Stanford A型夹层的术前和术中诊断与评估。TEE将超声探头经食管置入，紧邻心脏和大血管，避免了胸壁和肺气的干扰，能提供升主动脉、主动脉弓和降主动脉近段的高分辨率实时图像。它能动态观察内膜片摆动、真假腔血流、主动脉瓣反流情况以及心包积液，对于评估冠状动脉是否受累也具有重要价值。由于其可在手术室中在麻醉状态下安全进行，TEE成为心脏外科手术中不可或缺的监测手段，帮助外科医生在开胸前最后确认诊断、评估手术指征并指导手术决策。TEE与CTA形成了优势互补，前者在血流动力学和功能评估上更优，后者在解剖全景显示上更佳，两者的结合使得诊断精确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1999年

阿根廷血管放射学家胡安·C·帕隆（Juan C. Parodi）及其团队完成了世界上首例针对降主动脉瘤的腔内修复术（EVAR），这项技术很快被应用于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的治疗，并发展为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TEVAR）。TEVAR通过股动脉穿刺，将覆膜支架系统输送至主动脉病变部位，释放后覆盖夹层破口，使血流在真腔内流动，促进假腔内血栓形成和主动脉重塑。与传统的开胸、主动脉置换手术相比，TEVAR具有创伤小、出血少、并发症发生率低、恢复快的巨大优势。对于复杂的B型夹层，尤其是那些不适合开放手术的高龄或合并症多的患者，TEVAR提供了一种革命性的治疗选择。据资料显示，随着器械的不断改进和医生经验的积累，TEVAR已成为无并发症的慢性B型夹层和许多复杂性B型夹层的标准治疗方案，极大地改善了患者的预后。

2000年代至今

主动脉夹层的诊疗进入“多模态影像与杂交手术”时代。诊断方面，除了CTA和TEE作为核心，磁共振血管成像（MRA）因其无辐射、对软组织分辨率高，在慢性夹层随访和年轻患者中应用增多。影像后处理技术（如中心线分析、血流模拟）能提供更精确的测量和手术规划。治疗方面，对于累及主动脉弓的复杂病变，发展了“杂交手术”（Hybrid Procedure），即结合开放手术（如头臂血管去分支化）与腔内修复术，在降低单纯开放手术风险的同时，拓展了腔内治疗的适应症。此外，针对A型夹层的腔内治疗（TAVI技术启发下的升主动脉支架）也处于早期探索阶段。同时，国际急性主动脉夹层注册研究（IRAD）等大型数据库的建立，为理解疾病流行病学、自然史和评估不同治疗策略效果提供了高级别证据，推动诊疗指南的不断更新和个性化医疗的发展。

2014年

欧洲心脏病学会（ESC）发布了《主动脉疾病诊断和治疗指南》，其中对主动脉夹层的诊断流程、分型、急性期药物治疗、手术与介入治疗指征、长期随访等进行了系统且基于证据的推荐。该指南特别强调了“主动脉团队”的概念，即由心脏外科医生、血管外科医生、介入放射科医生、心脏麻醉医生、影像科医生和重症监护医生等多学科专家共同决策，为患者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指南确立了基于Stanford分型的治疗原则：A型夹层应紧急外科手术；无并发症的B型夹层首选药物保守治疗，出现并发症（如脏器缺血、动脉瘤样扩张等）则考虑TEVAR；杂交手术用于特定解剖条件的患者。这份指南以及后续美国心脏协会（AHA）等机构的类似文件，标志着主动脉夹层的管理进入了规范化、标准化和团队协作的新阶段，旨在为全球患者提供最佳且一致的诊疗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