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 ~ 1957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首都北京的城市建设被提上重要议程。1953年，在苏联专家的协助下，北京市委、市政府组织编制了《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要点》，这是新中国首都第一个正式的城市总体规划方案。该规划确立了“为生产服务，为中央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方针，并首次提出了“环形+放射”的道路系统骨架，以及分散集团式的城市布局模式。规划明确了北京作为全国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性质，并划定了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城市中心区。这一规划为北京后续数十年的城市建设奠定了基本框架，其确立的分散集团式布局，旨在防止城市“摊大饼”式无序蔓延，对后来都市圈空间结构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据资料显示，当时规划人口规模为500万左右，并预留了发展用地。

1982年 ~ 1983年

改革开放后，北京城市发展进入新阶段，人口与建设规模迅速扩大。为应对新形势，1982年，《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编制完成，并于1983年获得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原则批准。该规划首次明确提出了“严格控制城市规模”的方针，并正式确立了“分散集团式”的布局原则，将市区划分为中心地区和围绕其周围的十个边缘集团，集团之间以绿化带隔离。规划强调了要重点发展远郊卫星城镇，如昌平、大兴、通县等，以疏解中心城区的人口和产业。这一规划是对1950年代规划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其核心在于通过建设卫星城来构建一个多中心的城市区域格局，这可以被视为首都都市圈概念的早期雏形。有观点认为，尽管规划意图良好，但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绿化隔离带被不断侵蚀，“摊大饼”的趋势并未得到根本遏制。

1993年 ~ 1994年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北京城市功能的日益复杂，1993年，国务院批复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1991年—2010年）》。这是北京第一部经国家最高行政机关正式批准的城市总体规划，法律地位显著提升。该规划在继续坚持“分散集团式”布局和“严格控制城市规模”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两个战略转移”的重要思想，即：城市建设的重点要从市区向远郊区转移，市区建设的重点要从外延扩展向调整改造转移。规划明确要建设包括通州、亦庄、黄村等在内的14个卫星城，并加强这些卫星城与市区的交通联系。这一规划标志着北京城市发展思路从被动控制转向主动疏解和区域协调，旨在构建一个以市区为核心、卫星城为节点的更广阔的城市区域体系，为都市圈规划奠定了坚实的政策基础。

2004年 ~ 2005年

进入21世纪，京津冀区域发展不平衡、北京“大城市病”日益突出等问题受到广泛关注。在此背景下，2004年11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牵头，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两市一省共同参与，启动了《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的编制工作。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将京津冀地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统筹规划，标志着首都都市圈规划从北京单一城市的“点”式规划，正式迈向跨行政区域的“面”式协同规划阶段。规划研究范围包括北京、天津两个直辖市以及河北省的石家庄、保定、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张家口、承德等8个地级市，旨在打破行政壁垒，促进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分工协作和生态环境共保联治。虽然该规划最终并未以国务院批复的形式发布，但其编制过程本身极大地推动了区域协调理念的普及，为后续一系列区域合作机制的建立和重大国家战略的出台做了重要铺垫。

2014年02月

面对首都人口资源环境矛盾的严峻挑战，以及京津冀区域发展差距拉大的现实，2014年2月2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并发表了重要讲话。这次会议被普遍视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里程碑事件。习近平在讲话中明确提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国家战略，强调要自觉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指出京津冀协同发展“要立足各自比较优势、立足现代产业分工要求、立足区域优势互补原则、立足合作共赢理念”，并首次将解决北京“大城市病”问题与区域协同发展紧密联系起来，要求北京“调整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这次会议为首都都市圈规划赋予了全新的战略高度和清晰的目标导向，即通过功能疏解和区域协同，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模式。

2015年04月

在“2·26”重要讲话精神的指引下，经过一年多的深入研究与筹备，201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这份纲领性文件标志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正式确立。《规划纲要》明确了京津冀区域“功能互补、区域联动、轴向集聚、节点支撑”的空间布局，提出了“一核、双城、三轴、四区、多节点”的骨架结构，其中“一核”即指北京。核心任务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具体包括一般性制造业、区域性物流基地和批发市场、部分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功能以及部分行政性、事业性服务机构。同时，规划确定了河北雄安新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作为集中承载地，以承接北京的非首都功能疏解。这标志着首都都市圈规划进入了以功能疏解和空间重构为核心任务的新阶段，其范围、目标和实施路径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清晰界定。

2016年05月

作为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在空间规划层面的具体部署，2016年5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有关问题的请示》。会议明确指出，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历史性工程，必须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以创造历史、追求艺术的精神进行规划建设管理。随后，《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16年—2035年）》的编制工作全面启动。城市副中心选址通州，规划面积约155平方公里，定位为北京新两翼之一（另一翼为雄安新区），旨在打造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示范区、新型城镇化示范区和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示范区。副中心的规划建设，是北京城市空间结构从“单中心”向“一核一主一副、两轴多点一区”转变的关键举措，是首都都市圈内部核心功能重组的重要体现。

2017年04月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深入推进的背景下，为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明确未来二十年的发展蓝图，2017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复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这份规划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首次将北京的发展放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战略下进行考量，明确了北京“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城市战略定位，并提出了“一核一主一副、两轴多点一区”的城市空间结构。规划明确提出要“严格控制城市规模”，到2035年常住人口规模控制在2300万人左右，并大幅增加生态空间规模。尤为重要的是，规划专章阐述了“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要求发挥北京的辐射带动作用，打造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这标志着首都都市圈规划已完全内化为北京城市发展的核心战略，其范围、功能、路径与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实现了深度融合与统一。

2018年12月

为细化落实《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中关于都市圈协同发展的要求，2018年12月，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发布了《北京市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2018-2020年行动计划》。该行动计划是阶段性、操作性的文件，提出了未来三年在疏解非首都功能、支持雄安新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推进重点领域合作、完善协同发展机制等方面的具体任务和项目。例如，在交通一体化方面，着力推进京雄城际、京唐城际等轨道交通建设；在产业对接协作方面，推动北京创新资源在天津、河北落地转化；在生态联防联控方面，完善大气、水污染协同治理机制。这份行动计划将宏观的战略蓝图转化为具体的时间表和施工图，标志着首都都市圈规划进入了以项目为抓手、以机制为保障的实质性推进阶段，确保协同发展的各项任务能够落地见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