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公元前3300年 ~ 约公元前2000年

杭州地区的人类活动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良渚文化。良渚文化以今杭州市余杭区良渚、瓶窑一带为中心，是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史前文化。该文化以发达的稻作农业、精美绝伦的玉器（如琮、璧、钺）、复杂的水利系统（如高坝、低坝系统）和早期城市文明（如良渚古城遗址）著称。学界普遍认为，良渚社会已出现明显的阶级分化和神权统治，其玉礼器系统对后世中国礼制文化影响深远。2007年发现的良渚古城，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外围有规模宏大的水利工程，被认为是东亚地区最早的国家形态之一。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实证了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据考古资料显示，良渚文化的突然衰落可能与气候变化引发的特大洪水有关。

公元前221年 ~ 公元589年

秦统一六国后，推行郡县制，在今杭州地域置钱唐县，属会稽郡，这是杭州建制之始。‘钱唐’之名最早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南巡‘至钱唐，临浙江’。当时的钱唐县治所在灵隐山麓一带，地域狭小，仅为山中小县。两汉及六朝时期，钱唐县隶属屡有变更，先后属吴郡、吴兴郡。由于地处钱塘江入海口北岸，受江潮侵袭，土地斥卤，发展缓慢。东晋咸和年间（326-334年），印度高僧慧理在飞来峰下建灵隐寺，成为江南著名古刹。南朝齐永明四年（486年，一说梁天监年间），钱唐县升格为钱唐郡，但不久复降为县。这一时期，随着北方人口南迁和江南地区的初步开发，钱唐县的经济与文化开始有所发展，西湖也因泥沙淤积而与海湾逐渐分离，初步形成潟湖。

公元589年 ~ 公元907年

隋开皇九年（589年），隋文帝平陈，废钱唐郡，置杭州，州治初设余杭县，次年迁至钱唐县，‘杭州’之名始于此。开皇十一年（591年），大臣杨素调发民工，依凤凰山筑州城，周回三十六里九十步，此为杭州建城之始。大业六年（610年），隋炀帝下令开凿江南运河，北起京口（今镇江），南至杭州，连接长江与钱塘江，使杭州成为大运河南端的起讫点，一跃成为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地，为其日后繁荣奠定了基础。唐代，杭州属江南东道，社会经济持续发展。长庆二年（822年），诗人白居易任杭州刺史，主持疏浚西湖，修筑湖堤（即‘白堤’前身，但今白堤并非白居易所筑原堤），蓄水溉田，并作《钱塘湖石记》详述治理之法。唐代杭州‘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已成为‘东南名郡’。

公元907年 ~ 公元978年

五代十国时期，杭州迎来了第一次飞跃式发展。后梁开平元年（907年），钱镠受封为吴越王，定都杭州，称西府。钱镠及其子孙奉行‘保境安民’的国策，避免卷入中原战乱，致力于建设杭州。钱镠曾三次扩建杭州城，并营建子城（宫城）、罗城（外郭），使杭州城郭规模宏大，形似腰鼓，故有‘腰鼓城’之称。他组织人力大规模疏浚西湖，设立‘撩湖军’专职清淤，并修筑钱塘江海塘（钱氏捍海塘），有效抵御潮患，保障了城市安全与农业生产。在钱氏三代五王近一个世纪的经营下，杭州成为东南佛国，兴建了昭庆寺、净慈寺、六和塔、保俶塔、雷峰塔等众多寺庙塔刹，佛教文化鼎盛。手工业、丝织业、造船业和海外贸易（主要与日本、高丽）也得到长足发展，为南宋定都于此奠定了坚实基础。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末代吴越王钱俶‘纳土归宋’，杭州和平并入宋朝。

公元1127年 ~ 公元1276年

靖康之变后，宋室南渡。建炎三年（1129年），宋高宗升杭州为临安府，意为临时安顿之所。绍兴八年（1138年），南宋正式定都临安，杭州由此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历时近150年。作为都城，临安城进行了大规模营建，包括扩建宫城（大内，位于凤凰山）、修筑城墙和城门。城市格局突破坊市制，形成开放式的街巷体系，御街（今中山路）纵贯南北，商业繁荣至极。据《梦粱录》《武林旧事》等记载，临安人口逾百万，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都市。手工业（特别是官营的丝织、瓷器、印刷）、商业（‘四百十四行’）高度发达，瓦舍勾栏等市民娱乐生活丰富多彩，文化教育事业兴盛（太学规模宏大）。西湖经多次疏浚（如苏轼任知州时的治理），‘西湖十景’名称始于南宋，成为游览胜地。有观点认为，南宋定都杭州，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完成，并使江南文化达到空前繁荣。

公元1276年 ~ 公元1368年

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军攻占临安，南宋灭亡。元朝改临安府为杭州路，为江浙行省治所。虽然失去了都城地位，但杭州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基础，依然是东南乃至全国最重要的商业城市和对外贸易港口之一。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盛赞杭州为‘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天城’，描述了其庞大的城市规模、繁华的市场、发达的航运和丰富的生活。元朝重视海运，杭州的海外贸易持续发展，是通往日本、高丽、东南亚的重要口岸。文化方面，元杂剧南移，杭州成为后期创作中心，关汉卿等大家曾在此活动。西湖依然是文人雅士汇聚之地。然而，元朝中后期，统治腐败，天灾人祸频仍，杭州也经历了动荡。至正十九年（1359年），张士诚割据势力占领杭州并重修城墙，其范围大致奠定了明清杭州城垣的基础。

公元1368年 ~ 公元1644年

明朝建立后，改杭州路为杭州府，为浙江承宣布政使司治所，是浙江省的省会。明初，朱元璋认为杭州地脉‘王气’过盛，曾一度试图抑制其发展，但杭州作为江南经济重镇的地位难以动摇。明代杭州的丝织业尤为突出，官营的杭州织染局规模庞大，民间机户众多，所产丝绸精美，畅销海内外。商业持续繁荣，北关夜市闻名遐迩。文化教育发达，书院林立（如万松书院），人才辈出。正德三年（1508年），杭州知府杨孟瑛力排众议，发动大规模疏浚西湖，恢复湖面，并修筑‘杨公堤’。西湖景观得到进一步整理和完善。嘉靖年间，倭寇屡犯东南沿海，杭州曾受威胁，戚继光等曾在此抗倭。明中后期，杭州是资本主义萌芽的重要地区之一，市民阶层壮大，通俗文学（如小说、戏曲）创作活跃。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也曾到过杭州，传播西学。

公元1644年 ~ 公元1840年

清军入关后，杭州仍为浙江省会及杭州府治。清代前期，杭州城市经济在明代基础上继续发展，是全国重要的丝织业中心和商业城市。官府设杭州织造局，专营宫廷用绸缎。康熙、乾隆皇帝均曾多次南巡驻跸杭州，游览西湖，题词赋诗，并拨款修缮名胜古迹，如重建雷峰塔（未完工）、整治西湖水利等，客观上促进了杭州城市建设和旅游业的兴盛。雍正年间，浙江总督李卫疏浚西湖，修筑湖堤。杭州的书院文化（如敷文书院、诂经精舍）、藏书文化（如文澜阁，为藏《四库全书》的江南三阁之一）极为发达。清中叶以后，社会矛盾加剧，杭州也曾受太平天国运动冲击。据资料显示，杭州在清代始终是江南文化的核心城市之一，其精致的生活方式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对全国有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