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1月 ~ 1927年12月

根据权威党史资料记载，1927年11月，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等武装斗争的展开，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在上海成立，下设政治保卫机构——中央特科。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最早的专业公安保卫机构雏形。由周恩来直接领导，陈赓、潘汉年等参与具体工作。中央特科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情报、保卫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惩处叛徒和特务。其成立背景是国民党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亟需建立一套秘密保卫系统。中央特科在白色恐怖下成功保卫了党中央的安全，并获取了大量关键情报，为党在极端困难条件下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其工作模式和纪律原则为日后人民公安的建立奠定了思想与组织基础。

1931年11月

据公开的苏区历史档案显示，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随即设立了国家政治保卫局，由邓发担任局长。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内建立的第一个具有国家政权性质的公安保卫机关。国家政治保卫局负责苏区的肃反、保卫、情报和治安管理等工作，其组织架构模仿了苏联的‘格别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中央苏区，国家政治保卫局在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维护苏区社会秩序、保卫红色政权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然而，有观点认为，由于当时处于战争环境且缺乏法治经验，该局在执行任务过程中也曾出现过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这一教训对后来中国公安工作的法治化建设产生了警示作用。

1937年07月 ~ 1945年08月

根据抗日战争时期的党史与公安史资料，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相继建立了‘公安局’或‘保安处’。1939年，中共中央社会部成立，由康生、李克农等负责，统一领导各根据地的锄奸反特与社会治安工作。在延安，陕甘宁边区政府设立了保安处，负责保卫党中央、维护边区秩序。这一时期公安工作的特点是‘一切为了抗战’，工作重心包括：除奸反特、管理户籍、清查敌探、维持战时交通、组织群众治安联防（如儿童团、自卫队）。有观点认为，延安时期形成的‘专门机关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工作方针，成为日后中国公安工作的根本原则之一。同时，边区的法制建设（如《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也开始尝试规范公安权力的行使，强调保障人权。

1949年10月 ~ 1949年11月

据官方历史文件记载，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于10月15日召开第一次全国公安会议，决定统一组建全国性的公安机构。1949年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正式成立，罗瑞卿被任命为首任公安部长。这一事件标志着新中国公安工作体系的正式建立。公安部成立之初，迅速着手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公安机关，接管旧警察机构，并开展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整顿城市治安、禁毒禁娼等专项行动。其背景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秩序混乱，国民党残余势力、土匪、特务活动猖獗。通过强有力的公安工作，到1950年代初，全国社会治安状况得到根本性好转，为新生政权的巩固和国民经济的恢复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公安部成立后，罗瑞卿提出的‘公安工作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的原则，成为长期坚持的根本方针。

1950年07月 ~ 1953年09月

根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及公安部历史档案，1950年7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布《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随后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公安部作为主要执行机关，负责逮捕、审讯和处理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五类反革命分子。运动历时三年，至1953年基本结束。据资料显示，在运动中，全国共逮捕反革命分子数百万，其中被判处死刑、徒刑及管制的比例各有不同。这场运动极大地清除了旧社会遗留的反动势力，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然而，有观点认为，运动初期曾出现‘宽大无边’的倾向，后期则因工作过粗、政策界限不清，出现了一些冤假错案。为此，毛泽东在1951年提出了‘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并强调‘杀人要少’，此后公安部逐步规范了办案程序。

1957年06月

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记载，1957年6月2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十六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条例》。这是新中国第一部系统规范人民警察制度的法律文件。条例明确规定了人民警察的性质、任务、权限和纪律，指出人民警察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之一’，其任务是‘依照法律惩治反革命分子，预防、制止其他犯罪分子的破坏活动，维护公共秩序和社会治安，保护公共财产，保护公民的权利和合法权益’。该条例的颁布，标志着中国公安工作开始从依靠政策、运动转向依靠法律进行管理，是中国公安工作法制化进程中的里程碑。条例还首次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公安机关的刑事侦查、治安管理、交通管理、户籍管理等具体职权，为后续公安法律法规的完善奠定了基础。

1966年05月 ~ 1976年10月

据《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及相关公安史志记载，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公安工作遭受了严重冲击。1967年，在上海‘一月风暴’影响下，各地公安机关被‘造反派’夺权，大批公安干警受到迫害，公安工作陷入瘫痪。1968年，公安机关实行军事管制，由解放军接管。据资料显示，在此期间，法制遭到严重践踏，许多正常的公安业务（如刑事侦查、户籍管理）被废止，取而代之的是‘群众专政’和‘斗批改’。公安部的多位领导（如罗瑞卿）被打倒。这一时期的公安工作偏离了法治轨道，造成了大量冤假错案，社会秩序极度混乱。1971年林彪事件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开始逐步恢复部分公安工作职能，但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公安系统才得以全面重建。这段历史被公认为中国公安工作发展中的深刻教训，直接推动了改革开放后‘依法治国’和公安工作法治化的进程。

1978年12月 ~ 1979年07月

根据官方公布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及公安部文件，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决定将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强调‘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这一决策为公安工作的拨乱反正和现代化转型提供了政治前提。1979年7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并于1980年1月1日起施行。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和刑事诉讼法典。两部法律的颁布，彻底改变了‘文革’期间无法可依的局面，为公安机关的侦查、拘留、逮捕等执法活动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公安部随即组织全国干警进行大规模法律培训，要求‘以法治警、依法办案’。有观点认为，1979年成为中国公安工作从‘阶级斗争工具’向‘法治建设力量’转型的关键历史节点，此后公安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全面提速。

1983年08月 ~ 1987年01月

据《中国法律年鉴》及公安部专项行动记录，1983年8月，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全国公安机关随即开展了为期三年多的‘严打’斗争。背景是改革开放初期，社会流动性增大，旧的管控体系松动，盗窃、抢劫、强奸、流氓等刑事案件大幅上升，群众安全感下降。公安部在‘严打’中提出‘从重从快’的方针，集中力量打击杀人、抢劫、强奸、爆炸、流氓团伙等七类严重刑事犯罪。据官方统计，在‘严打’第一阶段，全国共逮捕各类犯罪分子数十万人，判处死刑的罪犯数量显著增加。‘严打’在短期内迅速遏制了犯罪高发势头，社会治安明显好转。然而，有观点认为，‘从重从快’的方针在一定程度上偏重于效率而忽视了程序公正，导致部分案件存在刑讯逼供、证据不足等问题。此后，公安系统内部开始反思，并逐步强化对执法程序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