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05月 ~ 1966年08月

据公开资料显示，1966年5月至8月间，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阶段。这一时期，中共中央于5月16日通过了《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随后，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于5月25日贴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批判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首次接见红卫兵，红卫兵运动迅速席卷全国。这一系列事件导致了社会秩序的急剧动荡，党政机关受到冲击，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被批斗，全国陷入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之中。有观点认为，这一时期的混乱局面为后续的武斗和权力斗争埋下了伏笔。

1967年01月 ~ 1967年02月

据史料记载，1967年初，中国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即‘一月革命’。在上海，以张春桥、姚文元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王洪文等造反派，于1月4日至6日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毛泽东对此表示支持，认为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随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纷纷效仿，出现大规模武斗和夺权浪潮。2月，谭震林、陈毅、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在‘二月抗争’中对林彪、江青等人的做法提出强烈批评，但被定性为‘二月逆流’而遭到打压。这一阶段，全国各级党政机关基本瘫痪，社会生产生活受到严重破坏，据资料显示，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在1967年比1966年下降了约9.6%。

1967年07月 ~ 1967年07月

关于‘571事件’的直接关联，有资料指出，1967年7月20日，武汉爆发了著名的‘七二〇事件’。该事件中，武汉地区两派群众组织‘百万雄师’与‘工人总部’之间发生严重武斗，并涉及军队介入。当时，谢富治、王力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到武汉处理问题，但被‘百万雄师’组织扣留并批斗。毛泽东随后紧急离开武汉，调集部队平息事态。这一事件被视为对林彪、江青集团势力的重大冲击，也暴露了军队内部的分歧。有观点认为，‘七二〇事件’是林彪在1971年酝酿‘571工程’武装政变计划的历史背景之一，因为它加剧了林彪对自身权力被削弱的危机感，并使其意识到通过常规政治手段难以保住地位，从而转向极端手段。但需明确，此观点仅为部分历史研究者的推论，并无直接证据表明两者存在因果关系。

1970年08月 ~ 1970年09月

据官方史料记载，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会议期间，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围绕‘设国家主席’问题发生激烈冲突。林彪坚持主张设国家主席，并试图由毛泽东担任，实则希望自己未来接替；毛泽东则坚决反对设国家主席，并批评林彪等人的‘天才论’观点。会议最终决定不设国家主席，并对陈伯达等人进行审查。这一事件标志着林彪与毛泽东之间政治裂痕的公开化。据资料显示，林彪在会后感到政治地位动摇，其子林立果等人开始秘密筹划武装政变计划，即后来的‘571工程’纪要。学界常见观点认为，庐山会议是林彪从‘接班人’走向叛逃的转折点，直接促成了‘571事件’的酝酿。

1971年03月 ~ 1971年03月

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历史档案，1971年3月，林立果（林彪之子）在上海秘密召集‘联合舰队’核心成员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等人，制定并形成了《‘571工程’纪要》。该纪要全称为《‘五七一工程’纪要》，‘571’为‘武装起义’的谐音。纪要内容详细策划了以‘武装夺取政权’为目标的政变方案，包括准备使用‘火焰喷射器、火箭筒、炸药’等武器，计划在毛泽东南巡途中实施刺杀，或通过‘软禁’、‘绑架’等方式控制毛泽东，然后以‘中央委员会’名义发布命令，夺取全国最高权力。据资料显示，该纪要还提出了‘打着毛泽东的旗号打击毛泽东’的策略，并设想了政变后的权力分配方案。这份纪要的发现，成为后来认定林彪集团策划武装政变的关键证据。有观点认为，该计划的极端性和冒险性反映了林彪集团在政治斗争失败后的绝望心态。

1971年09月08日 ~ 1971年09月13日

据中国官方公布的‘九一三事件’调查结论，1971年9月8日，林彪下达了‘571工程’的武装政变手令，由林立果传达给‘联合舰队’成员，命令‘立即执行’刺杀毛泽东的计划。然而，毛泽东在9月10日突然改变行程，提前离开上海，使刺杀计划落空。9月12日，毛泽东安全抵达北京，林彪集团感到阴谋败露。当晚，林立果等人策划南逃广州，另立中央。9月13日凌晨，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乘坐256号‘三叉戟’飞机从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向蒙古方向飞行。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机上9人全部遇难。据事后调查，飞机因燃油耗尽在夜间迫降时坠毁。这一事件被称为‘九一三事件’或‘林彪事件’，标志着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彻底覆灭。事件发生后，全国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对林彪集团成员进行清查和处理。有观点认为，这一事件深刻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格局，促使毛泽东开始反思‘文化大革命’的极端做法，并加速了‘四人帮’集团的崛起。

1971年09月13日 ~ 1971年10月

据公开史料记载，1971年9月13日林彪坠机事件后，中共中央随即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9月14日，周恩来总理亲自部署，封锁消息并控制局势。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向省军级以上干部通报事件经过。10月以后，通知逐步传达到基层，全国开始大规模‘批林整风’运动。在此期间，林彪集团的核心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被隔离审查，‘联合舰队’成员周宇驰、于新野等人自杀或被逮捕。据资料显示，此次清查涉及军队、地方和中央机关数千人。事件的影响深远：一方面，它彻底粉碎了林彪集团的夺权阴谋；另一方面，它造成了巨大的政治冲击波，使‘文化大革命’的合法性受到严重质疑。有观点认为，毛泽东在此后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有所转变，开始部分调整政策，如恢复一些老干部的工作，为后来的‘文革’结束埋下了伏笔。

1972年 ~ 1973年

据《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记载，1972年至1973年间，中共中央对林彪集团进行了全面清算。1972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批林整风’汇报会，进一步揭露林彪集团的罪行。1973年8月，中共十大在北京召开，大会正式对林彪集团作出政治结论，指出林彪‘是一个长期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并将其开除出党。同时，大会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人推举进入中央政治局核心层，形成‘四人帮’集团。据资料显示，这一权力转移使得‘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政治斗争更加复杂。有观点认为，‘571事件’及其结局不仅终结了林彪的军事强人统治，也使得军队在政治中的角色发生微妙变化，毛泽东开始更多地依赖‘文革’中崛起的文人力量，但这也为后来的‘四人帮’倒台埋下了新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