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7年01月08日

苏轼出生于北宋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的一个文学世家。据资料显示，其父苏洵时年28岁，尚未成名，但已开始发奋读书；其母程氏出身当地望族，知书达理。苏轼出生时，北宋正处于仁宗统治下的稳定发展期，社会经济繁荣，文化氛围浓厚，科举制度完善，士人阶层活跃。苏轼的出生地为纱縠行苏宅，该宅第后成为著名的三苏祠。有观点认为，眉山独特的地理环境（岷江流域、成都平原）与蜀学传统，为苏轼日后的文学创作与哲学思考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苏轼幼年即表现出超常的文学天赋，据其弟苏辙回忆，苏轼十岁时便能作奇句，其母程氏亲授《后汉书》等典籍，尤其注重对其品德的培养，这为苏轼日后形成刚正不阿、关心民瘼的品格奠定了基础。

1056年 ~ 1057年

苏轼与弟弟苏辙在父亲苏洵带领下，首次离开四川赴汴京（今开封）参加科举考试。据资料记载，此次行程历时数月，沿岷江、长江东下，经三峡出蜀，沿途壮丽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古迹对苏轼的文学视野产生了深远影响。1057年，苏轼兄弟在礼部省试中双双及第，苏轼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震惊主考官欧阳修。欧阳修本拟将此文列为第一，但因怀疑是自己弟子曾巩所作，为避嫌而将其列为第二。此事成为北宋文坛佳话。苏轼的策论以古论今，文风汪洋恣肆，打破了当时流行的险怪奇涩的“太学体”，欧阳修感叹“读轼书，不觉汗出”，并预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著我也”。此次科举的成功，不仅奠定了苏轼在文坛的地位，也使他直接进入了以欧阳修为核心的北宋文化精英圈层。

1061年

苏轼参加北宋最高级别的制科考试——直言极谏科，并以第三等（实际最高等）的成绩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据资料显示，制科考试由皇帝亲自主持，比进士科更为严格，北宋开国以来获第三等者仅四人，苏轼是其中之一。在凤翔任职期间（1061-1065），苏轼首次独立处理地方政务，负责司法、农桑、水利等事务。他深入民间，亲历了旱灾、蝗灾等自然灾害对百姓生活的冲击，并主持了当地祈雨、赈灾等事务。这段经历使苏轼对民生疾苦有了直观的认识，其诗文中开始出现大量反映社会现实的篇章，如《和子由渑池怀旧》中“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的名句即创作于赴凤翔途中。凤翔任期满后，苏轼于1065年返京，任职于登闻鼓院，负责受理民间申诉。

1069年 ~ 1071年

北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开始推行变法，苏轼因与王安石在变法理念上存在根本分歧，主动请求外放，先后任杭州通判、密州知州等职。据资料记载，苏轼并非完全反对变法，而是认为王安石变法“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主张渐进改良，反对激进的一刀切政策。在杭州通判任上（1071-1074），苏轼负责处理司法案件，亲眼目睹了青苗法、免役法等新法在执行过程中因官吏操切而产生的弊端，如百姓因无力偿还青苗贷款而被迫逃亡。他创作了大量讽刺新法的诗歌，如《吴中田妇叹》等，这些诗作后来成为“乌台诗案”的导火索。在密州知州任上（1074-1076），苏轼率众抗旱、捕蝗，并修建了超然台，写下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千古名篇。这一时期是苏轼文学创作的高峰期之一，其词风从婉约转向豪放，开创了宋词的新境界。

1079年 ~ 1080年

苏轼遭遇了其人生中最大的政治危机——乌台诗案。据资料显示，1079年，御史中丞李定、舒亶等人指控苏轼以诗讽刺朝政，攻击新法，列举其《湖州谢上表》及数十首诗歌作为罪证。苏轼在湖州知州任上被逮捕，押解至汴京御史台（因院中遍植柏树，常有乌鸦栖息，故称乌台）受审。审讯历时两个多月，苏轼遭受了极大的精神与肉体折磨，一度认为自己将被处死。此案牵涉甚广，包括王诜、苏辙、司马光、黄庭坚等数十名官员因与苏轼交往而受到牵连。最终，在太皇太后曹氏、王安石（此时已罢相）及众多朝臣的营救下，苏轼免死，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署公事。乌台诗案是北宋党争激化的标志性事件，严重打击了士大夫的言论自由，也深刻改变了苏轼的人生观与文学创作方向。

1080年 ~ 1084年

苏轼被贬至黄州（今湖北黄冈），任黄州团练副使，实则处于被监视居住的状态。据资料记载，苏轼在黄州的生活极为困顿，俸禄微薄，全家二十余口生计艰难。在友人马正卿的帮助下，苏轼申请到城东的一块荒地，亲自耕种，以补家用，并自号“东坡居士”。在此期间，苏轼完成了思想上的重大转变，从儒家的积极入世转向融合儒、释、道三家的超然旷达。他多次游览赤壁，写下了前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不朽名篇，在文学上达到了巅峰。同时，他还研究烹饪、酿酒、养生，发明了东坡肉等菜肴。1082年，苏轼在黄州完成了《易传》《书传》《论语说》三部学术著作的初稿，体现了他对哲学与经学的深入思考。1084年，神宗下诏将苏轼移置汝州（今河南临汝），结束了长达四年的黄州贬谪生涯。

1085年 ~ 1089年

宋神宗去世，年幼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苏轼被迅速提拔。据资料显示，苏轼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内，从登州知州升任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官至三品，成为皇帝近臣。然而，苏轼并未完全附和旧党全面废除新法的做法，他认为王安石变法中的某些措施（如免役法）确有可取之处，不应一概否定。这种独立的政治立场使他同时得罪了新党与旧党，遭到双方排挤。1089年，苏轼主动请求外放，再次出任杭州知州。在杭州任上（1089-1091），苏轼主持了一项重大水利工程——疏浚西湖，利用挖出的淤泥筑成一道长堤，堤上种植桃柳，即后世闻名的“苏堤”。他还修建了杭州的供水系统，创办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公立医院之一——安乐坊，用于救治贫困病人。这些政绩使苏轼在杭州民间获得了极高的声望。

1091年 ~ 1093年

苏轼在短暂回京任职后，因与当权者政见不合，先后被贬至颍州（今安徽阜阳）、扬州、定州（今河北定州）等地任知州。据资料记载，在颍州任上，苏轼组织疏浚了颍州西湖，并上书朝廷请求免除当地百姓的积欠赋税。在扬州任上，他目睹了漕运对百姓的沉重负担，奏请改革漕运制度。在定州任上（1093），苏轼面对的是北宋的北部边防重镇，他整饬军纪，加强边防，但不久后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新党重新得势，苏轼的政治处境再度恶化。1093年秋，苏轼被贬至英州（今广东英德），途中又接连收到降官贬谪的命令，最终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这一时期，苏轼的亲友纷纷受到牵连，其弟苏辙也被贬至筠州。苏轼在赴惠州的路上，与家人离散，心情极为抑郁，但仍在诗文中表现出“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达观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