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1月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署名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此文被普遍认为是“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之一。文章由江青、张春桥等人秘密组织撰写，矛头直指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创作的历史剧《海瑞罢官》，将其与1959年彭德怀被罢官事件强行联系，影射攻击。这篇文章的发表并未经过中共中央宣传部门的常规审查，引发了北京市委和中央一线领导人的不满与抵制，但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据资料显示，这篇文章的写作和发表过程高度保密，甚至瞒过了当时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负责人彭真。此事件标志着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开始以文艺批评为武器介入高层政治斗争，并逐渐形成政治联盟，其影响力从上海扩展到全国。

1966年05月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正式发动“文化大革命”。通知宣布撤销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隶属于政治局常委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被任命为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为副组长，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为主要成员。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取代了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政治局，成为“文革”初期运动的最高指挥机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借此平台进入权力核心，王洪文也因其在上海工人造反派中的突出地位开始进入高层视野。这个小组的成立，为后来被称为“四人帮”的集团提供了关键的组织基础和权力杠杆。

1967年01月

1967年1月，上海爆发了被称为“一月风暴”的夺权运动。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直接策划和指挥下，以王洪文为头目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篡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后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这是全国第一个省级革命委员会，张春桥任主任，姚文元、王洪文任副主任。毛泽东对此表示支持，并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这一事件使王洪文从一名普通保卫干部迅速跃升为上海市乃至全国性的造反派领袖，并与张春桥、姚文元形成了紧密的政治同盟。据资料显示，“一月风暴”开创了由造反派全面夺取地方政权的模式，导致全国陷入“全面夺权”的混乱局面，各级党政机关陷于瘫痪。

1969年04月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在本次大会上，林彪被正式确立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并写入党章。同时，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均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洪文作为“文革”中涌现的“新生力量”代表，当选为中央委员。这次会议在组织上使“四人帮”的主要成员进入了党的最高领导层。有观点认为，“九大”在极左思想指导下，全面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使“文革”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江青等人利用其地位，进一步控制了全国的舆论和文化领域，推行“样板戏”等文艺模式，打击一切不符合其标准的文艺作品和知识分子。王洪文则作为工农兵干部的象征，其政治地位得到显著提升。

1971年09月

1971年9月13日，林彪等人乘飞机外逃，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史称“九一三事件”。这一事件客观上导致了以林彪为首的军事官僚集团的垮台。事件发生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着手纠正经济等领域的一些极左政策。然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组成的政治势力，在批判林彪的过程中，一方面将自己与林彪集团进行切割，另一方面则试图将批判引向反对“右倾回潮”的方向，继续坚持极左路线。他们通过控制的舆论工具，发起“批林批孔”运动，名义上批判林彪和孔子，实则影射攻击周恩来等致力于纠正“文革”错误的领导人。这一时期，“四人帮”的提法开始在社会上流传，指代这四人在政治上的紧密勾结。

1973年08月

1973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本次大会继续了“九大”的路线。王洪文的政治生涯达到顶峰，他代表中央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并在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排名仅次于周恩来，成为毛泽东当时重点考察的接班人之一。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继续担任政治局委员，张春桥还当选为政治局常委。至此，“四人帮”全部进入中央政治局，且王洪文身居副主席高位，他们的政治势力达到鼎盛。有资料显示，毛泽东选拔王洪文，是希望培养一个来自基层、经历过“文革”锻炼的年轻接班人，但王洪文的能力和品行并未达到预期。与此同时，以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等为代表的老干部也开始逐步恢复工作，与“四人帮”的矛盾日益凸显。

1974年01月

1974年初，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转发由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展开。江青等人积极推动此运动，多次以个人名义向军队和国家机关写信、送材料、发表讲话。他们不批林、假批孔，却以批判“周公”、“宰相”和“现代大儒”为名，含沙射影地攻击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以及重新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和其他老干部，企图为他们自己“组阁”掌权制造舆论。运动造成了政治上的新混乱，使刚刚趋向稳定的政治局势和有所恢复的国民经济再次受到冲击。据资料显示，毛泽东对江青等人借运动搞乱局势、企图“组阁”的行为有所察觉，并在同年多次批评他们，指出“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这是“四人帮”一词首次由毛泽东明确提出并给予批评。

1975年01月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抱病作《政府工作报告》，重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会议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人选，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而“四人帮”的“组阁”图谋未能得逞，张春桥仅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会后，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领导开展对各条战线的全面整顿，纠正“文革”错误，系统恢复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取得显著成效。这引起了“四人帮”的极大恐慌和激烈反对。他们利用所掌握的舆论工具，不断攻击整顿工作是“右倾翻案风”，并多次向毛泽东作歪曲性、挑拨性的汇报，试图阻挠和破坏整顿工作。

1975年11月 ~ 1976年01月

1975年11月，毛泽东听信了“四人帮”的诬告，动摇了对邓小平的信任，决定停止其大部分工作，发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运动由“四人帮”主导，他们将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污蔑为“右倾翻案风”，全面否定1975年的各项工作，迫使邓小平再次靠边站。这场运动违背民意，遭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强烈抵制，使全国刚刚趋于好转的形势再度陷入混乱。1976年1月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逝世，引发全国人民的无限悲痛。清明节前后，北京及全国多地群众自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等地，举行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支持邓小平的活动，即“四五运动”。“四人帮”将群众的悼念活动定性为“反革命政治事件”，进行了残酷镇压，并通过中央政治局会议（邓小平未参加）和毛泽东的同意，于4月7日撤销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