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01月 ~ 1912年03月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然而，清帝溥仪尚未退位，南北对峙。在袁世凯的军事与政治压力下，以及南方革命党人内部对财政和军事实力的担忧，南北双方展开和谈。最终，双方达成协议：清帝退位，袁世凯赞成共和，孙中山则让位于袁世凯。1912年2月12日，清帝颁布退位诏书，清朝正式终结。2月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这一事件标志着中国两千多年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开启了共和政体。有观点认为，这一“和平交接”避免了大规模内战，但也为日后袁世凯的集权及北洋军阀时期的混乱埋下了伏笔。袁世凯的北洋系军事力量自此成为国家政治的主导力量。

1912年03月 ~ 1913年10月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为巩固统治并建立现代国家框架，其领导的北洋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立法与制度建设。1912年3月11日，孙中山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被继续承认，确立了责任内阁制等原则。同年8月，北洋政府颁布《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和《议员选举法》，并据此在1912年底至1913年初进行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全国范围的国会选举。国民党在选举中获胜。1913年4月8日，第一届国会在北京开幕。此外，北洋政府还颁布了多项法规，如《公司条例》、《商人通例》等，试图规范商业活动。在文教方面，推行“壬子癸丑学制”，废除读经，确立现代教育体系；提倡新闻自由，一时间报纸刊物数量激增。学界普遍认为，这些举措在法律形式上初步构建了民国的共和宪政框架，推动了社会观念的现代化，尽管其实施效果因政局动荡而大打折扣。

1913年 ~ 1916年

为振兴经济，北洋政府在经济领域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在财政上，试图整理混乱的币制，1914年颁布《国币条例》，规定以银元为本位，铸造发行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元（俗称“袁大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全国流通的标准货币，有助于统一币制、便利交易。在实业方面，颁布《矿业条例》等法规，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工矿业。据资料显示，在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列强暂时放松对华经济侵略，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特别是棉纺织业和面粉业）迎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北洋政府相对宽松的经济政策为此提供了一定的环境。此外，政府还开展了一些基础设施建设，如继续修建陇海、粤汉等铁路的部分路段。然而，这些建设常因军阀割据、财政拮据和外国势力干预而进展缓慢。有观点认为，北洋时期的经济政策虽有进步意义，但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结构。

1915年 ~ 1919年

这一时期，北洋政府在外交上面临严峻挑战，也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1915年，日本趁一战之机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经过数月谈判，袁世凯政府在巨大压力下被迫接受了其中大部分条款，激起了全国性的反日爱国运动。1917年，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主导下，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一方，虽未派出大规模作战部队，但提供了大量劳工（华工），为协约国胜利做出了贡献。此举旨在争取国际地位、收回利权。1919年，一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顾维钧等人据理力争，要求收回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然而，会议最终决定将权益转让给日本，引发了国内的五四运动。在国内民意压力和代表团拒签的努力下，中国未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这一系列外交行动，尽管充满屈辱和挫折，但标志着中国开始主动以民族国家身份参与国际事务，并为后来在华盛顿会议上解决山东问题奠定了基础。

1916年 ~ 1928年

袁世凯死后，北洋集团分裂，中国进入军阀割据混战时期。尽管中央政权更迭频繁（如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段祺瑞等先后执政），政局动荡，但在思想文化领域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史称“新文化运动”及后来的“五四运动”。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北京，特别是北京大学在校长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下，成为新思想的中心。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等知识分子以《新青年》等刊物为阵地，大力倡导民主（德先生）与科学（赛先生），批判传统礼教，提倡白话文，推动文学革命。这一时期，各种西方思潮（如马克思主义、实用主义、无政府主义）被广泛引入和讨论，社会团体和出版物如雨后春笋。有观点认为，北洋政府相对松散的控制（尤其在袁世凯死后）为思想文化的激烈碰撞提供了客观空间，尽管其本身并非有意推动，但客观上促成了中国近代一次深刻的思想启蒙，为后续的政治变革准备了思想和人才基础。

1921年 ~ 1922年

在巴黎和会外交失败后，中国继续寻求通过国际会议解决山东问题等主权危机。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由美国主导的华盛顿会议召开。北洋政府派出了以施肇基、顾维钧、王宠惠等人组成的代表团参加。经过艰难谈判，中日两国在会外签订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约》，规定日本将胶州湾德国旧租借地交还中国，撤出山东驻军，中国则赎回胶济铁路。此外，在会议通过的《九国公约》中，列强名义上尊重中国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承诺给予中国发展稳定政府的机会，并重申“门户开放”政策。这些成果被视为北洋政府外交的重要成就，一定程度上收回了山东权益，改善了国际处境。然而，据资料显示，条约中仍存在对中国不利的条款，且外国在华特权并未根本废除。国内舆论对结果评价不一，但普遍认为这是中国近代外交的一次难得胜利。

1920年代 ~ 1928年

在北洋政府统治末期，尽管政治混乱，但在一些专业领域和市政管理方面仍出现了现代化尝试。例如，在法学领域，修订法律馆（后为修订法律馆）在法学家江庸、王宠惠等人主持下，继续清末开始的近代法律编纂工作，起草了《第二次刑法修正案》等法规，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六法全书》体系奠定了基础。在市政建设上，一些城市如北京、天津、青岛等，在地方当局或外国租界影响下，进行了城市规划、修建马路、安装路灯、建立公园和公共交通系统等现代化改造。北京在1924年开通了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在学术体制上，1922年颁布“王戌学制”，奠定了中国现代学制的基本形态；1925年成立了故宫博物院，使清宫旧藏向公众开放。这些举措多由专业技术官僚或地方实力派推动，并非北洋中央政府的统一规划，但反映了在社会动荡中，中国社会某些层面仍在向现代化缓慢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