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01月01日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南京被定为临时首都。这一决定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旨在与清朝的北京旧都决裂，并靠近革命力量的核心区域长江流域。然而，新生的民国政府面临严峻的内外压力，包括北方袁世凯的军事威胁和列强的外交压力。为促使清帝和平退位并实现国家统一，孙中山于2月13日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并推荐袁世凯继任，但附带了临时政府须设于南京、新任总统须到南京就职等条件。这一事件标志着民国初期首都选址的政治博弈正式开始，南京的首都地位从一开始就充满了不确定性。

1912年02月15日 ~ 1912年04月

1912年2月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根据孙中山提出的条件，袁世凯应南下南京就职。为此，孙中山特派蔡元培、宋教仁等为专使，北上北京迎袁南下。然而，2月29日晚，北京发生北洋军第三镇士兵哗变，乱兵在东城、前门一带焚烧抢劫，专使驻地亦受惊扰。学界普遍认为，此次“北京兵变”极有可能是袁世凯为拒绝南下而暗中策划的（有观点认为，兵变虽可能由袁氏部下曹锟等人具体执行，但袁氏借此证明北方局势不稳、自己不能离开，是其政治手腕的体现）。兵变后，列强以保护侨民为由增兵北京，进一步强化了袁世凯必须坐镇北方的理由。最终，南京临时参议院于3月6日议决允许袁世凯在北京就职。4月2日，参议院正式议决临时政府迁往北京。至此，民国首都由南京迁至北京，北洋政府时代开启，革命党人“定都南京以制约北洋”的设想落空。

1927年04月18日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清党，国共合作破裂。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与武汉的国民党左派及共产党人组成的国民政府形成对峙，史称“宁汉分裂”。定都南京的决定，是蒋介石及其支持者基于多重考量：南京是辛亥革命的首义之都，具有法统象征；地处富庶的江浙地区，便于获得江浙财阀的经济支持；作为北伐的起点，有利于巩固对东南地区的控制；且远离苏联影响深刻的武汉和北洋军阀盘踞的北京。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政治中心再次南移，也开启了国民党统治中国的“南京十年”时期。此后，武汉国民政府于7月分共，并于9月与南京国民政府合并，但党政中心确定在南京。

1928年06月 ~ 1928年12月29日

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北伐部队进入北京，张作霖退回关外并在皇姑屯被炸身亡，北洋政府统治终结。国民党将北京改名为“北平”，意为“北方平定”，并设立北平特别市，剥夺其首都地位。此举旨在彻底终结北洋法统，确立南京国民政府作为全国唯一合法政府的地位。同年12月29日，张学良在东北宣布“改旗易帜”，通电服从南京国民政府。至此，南京在形式上完成了全国统一，其首都地位得到全国范围的承认。据资料显示，当时国民党内对于是否迁都回北京曾有争论，部分北方人士和元老认为北京更适合作为统一后的首都，但蒋介石及主导势力坚持定都南京，以保持对国民党核心区域的控制和与上海金融中心的紧密联系。

1932年01月 ~ 1932年12月

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闸北，淞沪抗战爆发，战火直接威胁首都南京。1月30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洛阳，仅留军政、外交两部在南京。洛阳被定为“行都”，因其地处中原，被视为战时较为安全的后方。3月，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在洛阳召开，正式定洛阳为行都，西安为陪都（西京）。同年5月，《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局势暂时缓和。11月，国民政府决定自12月1日起迁回南京。此次短暂的迁都，是民国政府因外敌直接威胁而进行的首次首都迁徙，暴露了南京在地理防御上的脆弱性，也促成了后来建设西南大后方的战略思考。有观点认为，选择洛阳也蕴含了回归中华文明发源地、凝聚民族精神的象征意义。

1937年11月 ~ 1940年09月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11月，淞沪会战失利，日军逼近南京。11月20日，国民政府正式发表《迁都宣言》，宣布移驻重庆。实际上，政府机关先迁至武汉，武汉成为1937年底至1938年中的实际指挥中心。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各机关及人员才大规模西迁入川。重庆凭借其雄踞长江上游、四面环山的险要地形，被定为“战时首都”。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明令定重庆为“陪都”。整个迁徙过程极其艰难，涉及数百万人口、大量工厂、学校和文化机构的内迁，史称“中国实业与文化的大迁徙”。重庆作为战时首都，直至抗战胜利，成为了中国抗战的精神象征和指挥中枢，也使其从一座区域城市跃升为全国乃至世界瞩目的政治中心。

1945年08月 ~ 1946年05月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关于战后首都选址问题，国内曾有讨论，部分人士鉴于重庆偏于西南一隅，且南京曾遭屠城，主张另择新址（如武汉、北平）。但国民政府最终决定还都南京，以彰显收复失地、延续战前法统。还都过程从1945年秋持续至1946年春。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正式在南京举行隆重的“还都典礼”，蒋介石发表讲话。还都南京，标志着战时状态的结束和国家重建的开始。然而，此时国民政府已因接收失当、通货膨胀等问题民心渐失，且还都后很快便聚焦于与共产党的内战。有资料显示，还都过程本身耗费巨大，加剧了财政困难，且政府重心东移，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对广袤收复区的有效治理。

1948年秋 ~ 1949年04月23日

1948年秋，国共内战局势逆转，辽沈战役后，国民党在北方大势已去。为应对危局，国民政府开始筹划再次迁都。1948年11月，行政院会议曾讨论迁都广州的可能性。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在南京主持“和谈”。然而，4月20日，和谈破裂。4月21日，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4月23日，解放军攻占南京，标志着国民政府在大陆统治的崩溃。在南京解放前夕，李宗仁已于4月22日飞往广州，国民政府各机关也陆续南迁。南京的失守，不仅是一个政权的军事失败，也象征着其作为首都的政治生命终结。此后，国民政府先后流亡广州、重庆、成都，最终于1949年12月迁至台北。

1949年10月01日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定都北京，并改北平为北京。这一决定经过了中共高层的慎重讨论。据资料显示，当时曾有哈尔滨、西安、南京等多个候选城市被考虑。最终选择北京，主要基于以下因素：北京是历史文化古都，具有政治正统性的象征；靠近苏联，便于获取国际支持（当时实行“一边倒”外交政策）；工业基础相对较好；且地处华北平原，交通便利。定都北京，标志着中国政治中心在经历了民国时期的多次南迁北移后，再次稳定于北方，并延续至今。这一选择对此后中国的政治格局、城市规划（如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以及北方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