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七年八月

天启七年八月二十二日（1627年9月30日），明熹宗朱由校驾崩于乾清宫。朱由校在位期间，宠信宦官魏忠贤，导致阉党专权，朝政腐败，辽东局势持续恶化。据《明史》等记载，朱由校无子，临终前召见其弟信王朱由检，遗命其继位。朱由检于八月二十四日（10月2日）正式即皇帝位，次年改元崇祯。这一权力交接相对平稳，但朱由检接手的是一个内忧外患、国库空虚、党争激烈的烂摊子。有观点认为，天启帝的突然病逝与长期服用“仙方灵露饮”等丹药有关，但并无确凿证据。崇祯帝即位之初，便面临着清算阉党、整顿朝纲、应对辽东后金（清）威胁以及国内日益严重的农民起义等多重挑战。

天启七年十一月至十二月

崇祯帝即位后，迅速展开对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势力的清算。天启七年十一月，崇祯帝将魏忠贤贬至凤阳守陵，随即又下令将其逮捕。魏忠贤在途中得知消息后，于阜城（今河北阜城）自缢身亡。随后，崇祯帝下令彻底清查阉党，颁布《钦定逆案》，将魏忠贤、客氏（熹宗乳母）定为逆党首恶，其余党羽如崔呈秀、田尔耕、许显纯等或处死或罢黜，共计二百六十余人被定罪。这一系列行动被称为“崇祯初政”，沉重打击了宦官势力，暂时整肃了朝纲，为崇祯帝赢得了“英明”的声誉。然而，学界常见观点认为，此举虽清除了政治毒瘤，但也导致朝廷内部出现权力真空，加剧了此后东林党与其他派系（如温体仁、周延儒等）之间更为复杂的党争，且崇祯帝在用人上多疑善变，未能建立稳定的执政核心。

崇祯元年春

崇祯元年（1628年）春季，陕西地区爆发了严重的旱灾与饥荒。据《明史·五行志》及地方志记载，陕北延安府、庆阳府等地“一年无雨，草木枯焦”，粮食绝收，米价腾贵，出现了“人相食”的惨状。地方官府不仅未能有效赈济，反而因财政困难继续催征辽饷、剿饷等加派赋税。饥民走投无路，小规模民变四起。例如，府谷王嘉胤、宜川王左挂、安塞高迎祥等纷纷聚众起义。与此同时，被裁撤的驿站卒李自成（原为银川驿卒）也因失业加入起义军。这些事件标志着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全面爆发。有观点认为，明末小冰河期导致的气候异常是连年大旱的重要自然背景，而明朝财政体系的崩溃、土地兼并严重以及“三饷”加派则是激化社会矛盾的根本人为因素。崇祯朝廷最初视其为“流寇”，试图以剿抚并用之策平定，但未能触及根本，导致事态迅速扩大。

崇祯元年七月

崇祯元年七月（1628年8月），崇祯帝重新启用因遭魏忠贤排挤而罢官归里的前辽东督师孙承宗，任命其为兵部尚书兼中极殿大学士，督师山海关及蓟、辽、天津、登、莱诸处军务，全权负责对后金（清）的防务。孙承宗到任后，大力整顿关宁锦防线，修复大凌河、右屯等城堡，并重用袁崇焕、祖大寿等将领。然而，此时后金在皇太极领导下国力日盛，并绕道蒙古频繁入塞侵扰。同年，皇太极首次通过蒙古地区突破长城防线，兵临北京城下，史称“己巳之变”（发生在崇祯二年末，此处为背景铺垫）。孙承宗的复出体现了崇祯帝初期对辽东问题的重视，但其战略构想因朝廷党争、粮饷不济以及将领矛盾（如与蓟辽督师袁崇焕的权责重叠）而难以完全实现，最终在崇祯四年因大凌河之战失利而再次去职。

崇祯二年十月至十二月

崇祯二年十月（1629年11月），后金大汗皇太极亲率约十万大军，避开袁崇焕重兵布防的宁锦防线，借道蒙古哈喇慎部，从喜峰口突破长城，攻入京畿地区，史称“己巳之变”或“后金攻明京畿之战”。十一月初，后金军连克遵化、蓟州等地，直逼北京。崇祯帝急诏各地兵马勤王。辽东督师袁崇焕闻讯后，率关宁铁骑星夜驰援，于广渠门、左安门等地与后金军激战，暂时稳定了局势。然而，皇太极利用反间计，散布袁崇焕与后金有密约的谣言。生性多疑的崇祯帝中计，于十二月初一日（1630年1月13日）将袁崇焕逮捕下狱。次年八月，袁崇焕被以“通虏谋叛”等罪名凌迟处死。此事件是明末辽东战局的重大转折点，不仅使明朝失去了最具能力的边防统帅，严重打击了辽东明军士气，也极大加剧了崇祯帝对文武大臣的不信任感，此后其对督抚重臣动辄诛杀或撤换，导致统兵人才愈发匮乏。

崇祯四年至五年

崇祯四年至五年（1631-1632年），明末农民起义军进入发展阶段。在陕西受挫的各路义军纷纷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并开始向河南、湖广等地流动。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等首领逐渐崭露头角，队伍规模不断扩大。明朝方面，崇祯帝任命洪承畴为三边总督，负责西北剿务，采用“以剿为主”的强硬策略，取得了一些胜利，如俘杀王嘉胤、击败王自用等。但义军采取流动作战方式，避实击虚，使明军疲于奔命。同时，朝廷内部在剿抚策略上争论不休，财政拮据导致军饷拖欠严重，士兵哗变事件时有发生。据资料显示，此期间起义军曾一度伪降以争取喘息之机，如张献忠曾受抚于洪承畴，但不久复叛。农民军与明军在中原大地展开了拉锯战，战争波及范围越来越广，对社会经济造成毁灭性破坏，明朝的统治基础进一步动摇。

崇祯六年冬

崇祯六年冬（1633年底至1634年初），面对明军日益加紧的围剿，活动于山西、河南一带的农民军主力（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罗汝才、马守应等部）为了跳出包围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战略转移。他们利用黄河冰封的时机，从河南渑池县境内突破黄河天险，南下进入中原腹地河南，并进一步流窜至湖广（今湖北）、四川、陕西交界处的广大山区。这一行动被称为“渑池渡”或“车箱峡突围”（有将此后崇祯七年车箱峡事件与此混淆者，实为两次）。此举使农民军摆脱了在山西被围歼的危险，进入了明军防御相对薄弱的地区，获得了更大的活动空间和兵源补给。农民军的流动性特点展现得淋漓尽致，明朝“分兵堵截”的战术难以奏效。此后，农民军开始形成以高迎祥为盟主的“十三家七十二营”松散联盟，并在崇祯八年正月举行了著名的“荥阳大会”，商讨协同作战方略，标志着起义进入高潮阶段。

崇祯七年

崇祯七年（1634年），后金政权在皇太极领导下继续进行内部改革和对外扩张。是年，皇太极第二次亲征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败走青海后病逝，其子额哲率部归降，后金最终统一漠南蒙古，获得了传国玉玺（据称为元朝玺），政治声望大增。同年，皇太极下令编审壮丁，完善八旗制度，并首次派兵入侵朝鲜，迫使朝鲜签订“城下之盟”，断绝与明朝的宗藩关系，向后金称臣。这一系列成功，使后金（清）政权解除了进攻明朝时的侧翼威胁，并获得了稳定的兵源和物资补给通道。对明朝而言，则意味着战略包围圈进一步收紧。有观点认为，崇祯年间明朝始终未能制定出同时应对东北边患和内部民变的有效整体战略，陷入两线作战的泥潭，而皇太极则巧妙地利用明朝的内乱，通过不断袭扰和招降纳叛，持续削弱明朝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