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公元前6年

郭圣通出生于真定郡藁城（今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的显赫家族。其父郭昌，曾让田宅财产数百万于异母弟，声名远播，官至郡功曹；其母为真定恭王之女，因号“郭主”，家族与西汉皇室有姻亲关系。郭氏家族是真定当地的豪强大族，拥有强大的政治与经济实力。据《后汉书》记载，郭主虽为王女，却好礼节俭，有母仪之德。这样的出身背景，为郭圣通日后被选为政治联姻对象、进入权力核心奠定了基础，其家族势力也成为光武帝刘秀初期争取河北豪强支持的重要助力。

23年

更始帝刘玄即位后，派遣刘秀以破虏将军行大司马事北渡黄河，镇慰河北州郡。此时河北形势复杂，王郎（自称汉成帝之子刘子舆）在邯郸称帝，势力庞大。刘秀为争取支持，迫切需要与河北豪强结盟。真定王刘杨（郭圣通的舅父）拥兵十余万，在河北举足轻重。为促成联盟，刘秀亲赴真定，在郭昌家举行的宴会上，纳郭圣通为妻。这是一场典型的政治婚姻，学界普遍认为，刘秀通过联姻成功换取了真定刘杨集团的军事支持，为其最终平定王郎、夺取河北乃至建立东汉政权起到了关键作用。

24年 ~ 25年

刘秀与郭圣通成婚后，凭借真定刘杨集团的兵力，迅速击灭王郎，平定河北。建武元年（25年）六月，刘秀在鄗城（今河北柏乡县北）即皇帝位，建立东汉政权。郭圣通作为刘秀的重要政治盟友之女，地位显赫。据《后汉书·皇后纪》记载，她于这一时期为刘秀生下了皇子刘彊。然而，刘秀的原配妻子阴丽华此前已于更始元年（23年）嫁与刘秀，因时局动荡而分离，此时也已来到河北。两位妻子的并存，为日后后宫的权力斗争与废后风波埋下了伏笔。

26年

刘秀称帝后，于建武二年（26年）议立皇后。这是一个复杂的政治抉择。原配阴丽华“雅性宽仁”，且与刘秀感情深厚；而郭圣通已生下皇子，且其背后代表着强大的河北豪强集团。据《后汉书》载，阴丽华主动辞让后位，称“困厄之情不可忘，而况郭贵人已经生子乎”，坚决不肯接受。刘秀最终立郭圣通为皇后，其子刘彊被立为皇太子。这一决定被普遍解读为刘秀在建国初期为稳定政权、安抚河北集团而做出的政治妥协，平衡了南阳集团与河北集团的利益。

41年

建武十七年（41年），光武帝刘秀突然下诏，废皇后郭圣通为中山王太后，改立贵人阴丽华为皇后。诏书中列举的理由是“怀执怨怼，数违教令，不能抚循它子，训长异室”（即心怀怨恨，多次违背旨意，不能善待其他皇子）。然而，后世史家多认为，废后的根本原因在于政治背景的变化。经过十多年的经营，刘秀的皇权已日益巩固，不再需要倚重河北豪强势力；而郭氏外戚（如其弟郭况）虽享厚禄却无实权，其舅父真定王刘杨早在建武二年就因谋反被诛，郭后已失去政治靠山。有观点认为，这是一场典型的“兔死狗烹”式的政治清算。

41年 ~ 52年

郭圣通被废后，并未像历史上许多废后一样遭遇悲惨命运。刘秀出于愧疚和安抚河北大族的考虑，对其进行了异常优厚的安置。他将其右子中山王刘辅徙封为更富庶的沛王，郭圣通因此改称沛太后。其弟郭况得以迁升为大鸿胪（九卿之一），刘秀多次临幸其宅邸，赏赐金钱缣帛丰盛无比，京师号况家为“金穴”。郭氏家族的其他成员也均得封赏。郭圣通于建武二十六年（50年）其母郭主去世后，备受打击，于两年后（52年）薨逝。她得以陪葬于原陵以北的皇家陵区，但葬礼规格史载不详。

43年

皇太子刘彊，因母亲被废而深感不安，多次通过左右及诸王向父亲恳求，希望辞去太子之位。据《后汉书》记载，光武帝刘秀对此犹豫良久，最终于建武十九年（43年）下诏，同意刘彊的请求，改封其为东海王（给予优厚待遇，兼食鲁郡），而另立阴丽华所生的皇子刘庄（原名刘阳）为皇太子，即后来的汉明帝。刘彊成为东汉历史上第一位主动辞位的太子，他的退让避免了可能发生的政治动荡，后世史家多称赞其明哲保身、顾全大局的智慧。这一换储事件，标志着阴氏家族的最终胜利和河北集团影响力的进一步衰退。

52年

郭圣通去世后，其丧葬事宜由光武帝亲自安排。她得以葬于北芒（即洛阳北邙山），但并非与皇帝合葬。有学者根据考古发现和文献推断，其墓可能位于光武帝原陵的东北方向。其子东海恭王刘彊（原太子）悲痛欲绝，从封地赶回京师奔丧。光武帝与阴丽华皇后对郭圣通的家族依然保持优待，其弟郭况在明帝时期更受尊崇。郭圣通的一生，从政治联姻的筹码到母仪天下的皇后，再到被废却得以善终，深刻反映了东汉初年皇权政治与外戚势力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其个人命运始终与王朝的政治斗争紧密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