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卓
约132年 ~ 约192年
董卓,字仲颖,陇西临洮(今甘肃岷县)人,东汉末年权臣、军阀。据《后汉书》、《三国志》等史料记载,他出身于地方豪强家庭,年轻时喜好行侠仗义,曾游历羌人聚居地,与诸多羌人首领结交,这为他日后组建以凉州人为主的军事集团奠定了基础。他性格勇猛残暴,但颇具军事才能,早期在并州刺史段颎部下为军司马,参与平定羌乱,因军功逐步升迁,历任广武令、蜀郡北部都尉、西域戊己校尉等职,后因事免官。在黄巾起义前后,他被重新启用,任中郎将,率军镇压起义,其军事势力和政治资本在此期间不断膨胀。
184年 ~ 185年
中平元年(184年),黄巾起义爆发,东汉朝廷紧急征调各方将领平乱。董卓被任命为东中郎将,接替卢植率军镇压张角领导的河北黄巾军主力。然而,董卓在广宗(今河北威县东)之战中失利,被朝廷问罪免职。同年冬,凉州发生北宫伯玉、李文侯等人领导的羌胡叛乱,攻陷金城郡(治所在今甘肃永靖西北),推举边章、韩遂为首领,威胁三辅。朝廷鉴于董卓熟悉凉州情况且拥有与羌胡作战的经验,于同年冬或次年(185年)重新起用他为中郎将,随左车骑将军皇甫嵩征讨凉州叛军。董卓的部队在此战中保存了实力,为其日后割据积累了军事资本。
189年04月 ~ 189年08月
中平六年(189年)四月,汉灵帝刘宏驾崩,朝廷内部外戚与宦官的矛盾白热化。大将军何进(灵帝何皇后之兄)计划诛杀宦官,不顾袁绍等人反对,执意召并州牧董卓率军入京,以期借助其军事力量胁迫太后同意诛宦。据《后汉书》记载,董卓接到命令后立即上书,并火速引军向洛阳进发。然而,未等董卓抵达,八月,何进被宦官张让等人诱杀于宫中,袁绍、袁术等随即率军反攻,大肆诛杀宦官,导致京城陷入混乱。这场变故为董卓的入主提供了绝佳的时机和借口。
189年08月 ~ 189年09月
中平六年(189年)八月,董卓率军抵达洛阳近郊时,恰逢京城大乱。他迎回了被宦官张让劫持出宫的少帝刘辩和陈留王刘协,并借此掌握了重要的政治筹码。随后,董卓凭借其精锐的凉州军力,迅速吞并了何进、何苗兄弟的部曲以及丁原的并州军(通过利诱丁原部将吕布杀丁原投靠自己),实力急剧膨胀,完全控制了洛阳的军事力量。九月,董卓迫使朝廷罢免司空刘弘,自代其职,独揽朝政。他召集百官,强行废黜少帝刘辩为弘农王,改立其弟陈留王刘协为帝,即汉献帝。此举公然挑战了当时的政治秩序,引发了朝野众多士大夫的强烈不满与恐惧。
189年09月 ~ 190年
废立皇帝后,董卓自封为太尉,不久又晋升为相国,享有“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等殊礼,权倾朝野。他试图拉拢士族名士,如任用蔡邕、周毖、伍琼等,甚至为党锢之祸中受迫害的士人平反。然而,其统治的核心仍是武力威慑和残酷镇压。据《后汉书》、《资治通鉴》等记载,董卓纵容部下在洛阳及其周边地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他本人残忍好杀,曾派军队至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将正在社祭的百姓男子全部屠杀,掠其妇女财物而归。他的暴行使得人心惶惶,社会秩序遭到严重破坏,也为关东诸侯起兵讨伐提供了口实。
190年正月 ~ 191年
初平元年(190年)正月,关东(函谷关以东)各州郡牧守,以勃海太守袁绍为盟主,纷纷起兵讨伐董卓,组成关东联军。董卓面对联军压力,决定迁都长安以避其锋芒。他强迫洛阳及周边数百万百姓西迁,沿途死亡枕籍。同时,他下令纵火焚烧洛阳城,宫殿、宗庙、府库、民宅尽成焦土,又派吕布发掘帝王及公卿陵墓,窃取珍宝。这场浩劫使东汉二百年的文化积累和经济中心遭到毁灭性破坏。迁都长安后,董卓自为太师,号曰“尚父”,位在诸侯王上,更加专横跋扈,在长安城东修筑郿坞,高厚七丈,积谷可支三十年,自称“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
192年04月 ~ 192年05月
初平三年(192年)四月,司徒王允、司隶校尉黄琬、尚书仆射士孙瑞等密谋诛杀董卓。他们利用董卓与其义子吕布之间的嫌隙(据《三国志·吕布传》载,董卓曾因小忿向吕布掷出手戟,吕布由是怨恨),成功说服吕布作为内应。五月二十二日(公元192年5月22日),汉献帝大病初愈,大会群臣于未央殿。董卓乘车入宫途中,遭到吕布安排的骑都尉李肃等人袭击。董卓受伤坠车,大呼“吕布何在?”,吕布应声而出,宣诏“有诏讨贼臣!”,最终将董卓刺死。董卓死后,其尸体被弃于市,守尸吏在其肚脐上插灯芯点燃,光明达旦,持续数日。长安士庶闻其死讯,歌舞于道。
192年05月 ~ 192年06月
董卓被杀后,其部将李傕、郭汜、张济等人原本请求赦免,但主持朝政的王允拒绝宽恕他们。在谋士贾诩的建议下,李傕等人于是纠集董卓旧部,率军反攻长安。同年六月,长安城破,吕布战败逃走,王允被杀。李傕、郭汜等人控制朝廷,继续专权,相互攻伐,使关中地区陷入更深的战乱和灾难之中,东汉朝廷的权威彻底扫地,加速了全国性的军阀割据局面形成。董卓之乱被视为东汉王朝名存实亡的关键转折点,其暴政和引发的长期动荡,深刻影响了此后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有观点认为,董卓的崛起和覆灭,典型地反映了东汉末年中央集权崩溃后,地方军事强人凭借武力干预中枢政治的巨大风险与破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