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7年01月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于北宋仁宗景祐四年十二月十九日（按公历为1037年1月8日）出生在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其父苏洵是著名学者，其母程氏亦出身书香门第。苏轼出生时，其父苏洵虽已二十七岁但尚未发奋读书，据《宋史·苏轼传》记载，苏洵在苏轼出生后不久才开始闭户苦读，这为后来“三苏”并称文坛奠定了基础。苏轼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在蜀地度过，蜀地相对安定富庶的文化环境，以及家庭浓厚的学术氛围，对他早期的学识积累和性格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有观点认为，蜀地山川的雄奇与人文的积淀，塑造了苏轼诗文中的豪放与达观气质。

1056年 ~ 1057年

宋仁宗嘉祐元年，苏洵携苏轼、苏辙兄弟二人出蜀赴京（今河南开封）参加科举考试。这是苏轼人生的重要转折点。次年，即嘉祐二年，苏轼与苏辙同科进士及第，主考官为文坛领袖欧阳修。在礼部考试中，苏轼所作《刑赏忠厚之至论》深得欧阳修赏识，欧阳修误以为是门生曾巩所作，为避嫌将其列为第二。据《宋史》及多种宋人笔记记载，欧阳修读后曾惊叹：“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成语“出人头地”即源于此。此次科考的成功，使“三苏”名动京师，苏轼正式步入仕途，其政治与文学生涯由此开启。这次考试也标志着北宋古文运动在欧阳修主持下取得了关键性的人才成果。

1061年 ~ 1065年

苏轼在制科考试中入第三等（为最高等，宋初以来仅吴育与苏轼两人获此殊荣），被授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首次出任地方官。在凤翔（今陕西凤翔）任上，苏轼深入民间，体察民情，处理政务。他主持修缮了官舍、改革了“衙前役”等地方弊政，减轻了百姓负担。这一时期，他的诗文创作开始成熟，写下了《喜雨亭记》、《凌虚台记》等名篇，以及大量反映民生和抒发个人抱负的诗作。凤翔的经历让苏轼初步积累了地方治理经验，也让他更深刻地认识了社会现实。据资料显示，他在此期间与上司陈希亮关系一度紧张，但后来他专门为陈希亮作《陈公弼传》，体现了其性格的率真与后来的反思。

1069年 ~ 1071年

宋神宗熙宁二年，王安石在神宗支持下开始推行新法（熙宁变法）。苏轼因父丧守制期满返朝时，正值变法高潮。苏轼虽主张改革，但认为变法过于激进、求治太速，且具体措施如“青苗法”、“免役法”在执行中易滋生弊端、加重民困。他多次上书神宗，全面批评新法，与王安石政见严重不合。由于在朝中处境艰难，苏轼主动请求外放，于熙宁四年被任命为杭州通判。离京外任标志着他首次卷入并因中央政治斗争而受挫。在赴杭途中，他游览名胜，写下许多诗篇，其政治失意之情与对山水之乐的向往开始交织于作品之中。

1071年 ~ 1074年

苏轼任杭州通判。这是苏轼首次来到江南。在任期间，他协助知州处理政务，巡视属县，深入了解民间疾苦，也领略了西湖的湖光山色。他写下了大量描绘杭州风物和反映民间生活的诗作，如《饮湖上初晴后雨》中“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成为千古绝唱。同时，他对新法在地方执行中的问题有更直接的观察，创作了一些讽刺时政的诗文。杭州的富庶、美丽与人文气息深深吸引了苏轼，也为他日后再次任职于此并疏浚西湖埋下伏笔。据记载，他在此期间开始与僧人、歌妓交往，其生活与创作中的旷达、洒脱一面得到进一步发展。

1074年 ~ 1079年

苏轼先后调任密州（今山东诸城）、徐州、湖州知州。这一时期是苏轼地方官生涯的成熟期和文学创作的高峰期之一。在密州，他面对旱灾与蝗灾，积极组织救灾，写下了《江城子·密州出猎》抒发报国壮志，以及《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不朽词作。在徐州，他领导军民成功抗击了特大洪水，保全了城池，深受百姓爱戴。在湖州任上，他按惯例向神宗上《湖州谢上表》，其中略带牢骚的语句被新党官员利用。这几年，苏轼在地方政绩卓著，其诗文词创作也达到了全新的艺术境界，将宋词推向豪放与哲理化的新高度，但朝中政治风向的变化已为他带来了巨大危险。

1079年 ~ 1080年

宋神宗元丰二年，苏轼调任湖州知州仅三个月，御史台（别称“乌台”）官员何正臣、舒亶、李定等人摘取苏轼《湖州谢上表》及此前诗作中的字句，弹劾他“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对皇帝和新法大不敬。苏轼被逮捕押送京师，关入御史台狱，受审长达数月，牵连亲友数十人，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此案是北宋一场重大的文字狱。在狱中，苏轼一度濒临绝望，曾与儿子苏迈约定送食暗号。后因神宗本无杀意、曹太后（仁宗皇后）病中为之说情、以及王安石“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的劝谏等多方因素，苏轼最终被从轻发落，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1080年 ~ 1084年

苏轼被贬至黄州（今湖北黄冈），担任毫无实权的“团练副使”，这是他人生的重大转折点。初到黄州，生活困顿，精神苦闷。在老友马梦得的帮助下，他获得城东一块坡地耕种，自号“东坡居士”。在黄州的四年多里，苏轼完成了精神上的蜕变与文学艺术的巅峰创造。他深入佛老思想以寻求解脱，更加贴近普通民众生活。在此地，他写下了《念奴娇·赤壁怀古》、《前赤壁赋》、《后赤壁赋》、《记承天寺夜游》、《寒食帖》等千古名篇，其文学、书法成就均达化境。“东坡”之名由此传世，其思想中的超然、达观、深邃特质在此时期彻底成熟。黄州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地标。

1084年 ~ 1085年

元丰七年，神宗下手诏将苏轼量移（即调到离京城较近处）至汝州（今河南临汝）。在赴汝州途中，苏轼游历了庐山、石钟山等地，写下了《题西林壁》、《石钟山记》等富含哲理的诗文。途中因旅途劳顿、盘缠用尽，加之幼子夭折，他上书朝廷请求暂居常州。未等朝廷回复，神宗于元丰八年三月去世，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旧党司马光等人，政局再次剧变。苏轼的行程因此被搁置，他最终在常州定居了一段时间。这段颠沛流离的经历，进一步丰富了他的人生体验，其诗文中的哲理思考也更为深沉。

1085年 ~ 1091年

哲宗元祐年间，高太后执政，旧党重新得势，苏轼被迅速起用。在不到一年内，他从登州知州任上被召还朝，历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要职，达到其仕途顶峰。然而，苏轼与旧党领袖司马光在如何对待“免役法”等问题上产生分歧，他认为新法亦有可取之处，不应全盘否定，因此又遭旧党排挤。同时，他仍不免于遭受洛党（程颐等人）的攻讦。苏轼深感在朝中难以立足，多次请求外放。在此期间，他主持了学士院考试，拔擢了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等人，被称为“苏门四学士”，形成了影响巨大的文学群体。元祐四年，他再度出任杭州知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