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1年11月26日

曾国藩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府湘乡县荷塘都（今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一个耕读世家，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祖父曾玉屏虽未入仕但重视耕读传家，父亲曾麟书为县学生员，长期科考不第。据资料显示，曾家在当地属于小地主阶层，家境并不富裕但重视教育。曾国藩为长子，下有弟曾国潢、曾国华、曾国荃、曾国葆等。其出生背景处于清嘉庆年间，清朝由盛转衰，白莲教起义刚被镇压，社会矛盾逐渐积累。这一家庭环境与时代背景深刻影响了曾国藩后来重视农耕、勤勉治学、以天下为己任的性格与志向。

1826年

曾国藩约十五岁时开始应童子试，据资料显示他早年读书并不聪颖，有传说称他夜间背书被躲在梁上的小偷嘲笑，虽未必可考，但反映其早年以勤补拙的求学经历。其父曾麟书亲自督课，曾国藩随父就读于家塾，研读四书五经，兼习八股制艺。清代科举以八股取士，读书人须通过县试、府试、院试获得秀才资格，再经乡试中举、会试中进士。曾国藩早年科考屡次受挫，据其家书与年谱记载，他经历多次落第，但坚持不懈，这为其后来形成坚忍不拔的处世风格奠定基础。

1833年

曾国藩于道光十三年考中秀才，据资料显示他此前多次参加县试、府试均未通过，此次终于入县学成为生员。中秀才后，他进入长沙岳麓书院学习，师从欧阳厚均等人，系统研习经史与制艺。岳麓书院为宋代以来著名书院，学术传统深厚，曾国藩在此接触经世致用之学，并结识一批湖南士子。据其日记与年谱记载，他在书院期间刻苦自律，注重修身，开始反思自身言行。这一阶段是其科举生涯的转折点，也为次年乡试中举奠定基础。

1834年

曾国藩于道光十四年参加湖南乡试，考中举人。据资料显示，中举后他离开湖南赴京准备会试，途经各地，眼界大开。清代举人已具备做官资格，但曾国藩志在进士，遂于同年冬入京，寓居京师长沙会馆等地，参加会试。此次入京是他人生首次远行，从湖南到北京路途遥远，据其家书所述，旅途见闻使其对国计民生有了更直观认识。中举也使其家庭社会地位提升，曾家开始受到地方士绅关注。

1835年

曾国藩于道光十五年春参加会试，据资料显示此次落第，但成绩尚可，被取为誊录，留京工作。会试落第后，他并未立即返乡，而是留在北京继续攻读，准备下一科考试。清代会试每三年一次，落第举人可留京或返乡。据其年谱记载，曾国藩在京期间生活清苦，租住简陋房屋，靠誊录收入及家中接济维持，同时广泛阅读经史，结交士人。这段经历使其对京师官场与社会有初步了解，也锻炼了其独立生活与治学能力。

1838年

曾国藩于道光十八年参加会试，中第三十八名贡士，随后在殿试中位列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后参加朝考，列一等第三名，改翰林院庶吉士。据资料显示，同进士出身在清代科举中地位略低于进士及第，曾国藩对此颇感遗憾，此后更加勤勉。入翰林院后，他师从军机大臣穆彰阿等，研习典章制度与经世之学。翰林院为清代储才之地，庶吉士须学习三年再经散馆考试授职。曾国藩在翰林院期间广泛阅读，尤重理学与经世著作，并开始写日记反省言行，其修身功夫自此日益精进。

1840年

曾国藩于道光二十年散馆考试中列二等第十九名，授翰林院检讨，正式步入仕途。同年鸦片战争爆发，清朝战败，社会危机加深。据资料显示，曾国藩在京期间与倭仁、唐鉴等理学家交往，研习程朱理学，以“主敬”“静坐”“谨言”“养气”等为修身日课。他每日写日记记录言行过失，并抄录经史，形成严谨的自律习惯。这一阶段他官职不高，但学术与道德修养日益成熟，为其后来以理学名臣自居、组建湘军并强调“卫道”奠定思想基础。

1843年

曾国藩于道光二十三年升任翰林院侍讲，后历任侍读、内阁学士等职。据资料显示，他在京官期间多次上疏言事，涉及用人、吏治、民生等，但多未被采纳。清代京官俸禄微薄，曾国藩生活拮据，据其家书所述常需借贷度日。他仍坚持读书治学，与同僚切磋，并关注时局。此时期清朝内忧外患加剧，太平天国运动正在酝酿，曾国藩虽处京职，已开始思考国家治理与军事问题，其经世思想逐渐形成。

1849年

曾国藩于道光二十九年升任礼部右侍郎，后兼署兵部、工部、刑部等部侍郎，成为二品大员。据资料显示，他在各部任职期间熟悉政务，尤其关注财政、吏治与军事。清代侍郎为各部副长官，参与决策。曾国藩在任内上疏多篇，如《应诏陈言疏》《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等，直言时弊，批评官场因循。据其年谱记载，他因直言得罪部分权贵，但也因此获得“敢言”名声。此阶段他仕途顺遂，但清朝已危机四伏，太平天国起义即将爆发，其人生即将转向军事领域。

1851年

洪秀全于道光三十年末至咸丰元年初在广西金田村发动起义，建号太平天国，随后攻占永安、桂林等地，势力迅速扩大。据资料显示，清廷派钦差大臣赛尚阿等前往镇压，但八旗、绿营腐败无能，屡战屡败。曾国藩时任礼部侍郎，在京关注战局，曾上疏提出用人、筹饷等建议。太平天国以拜上帝教为号召，反孔反儒，对清朝统治构成严重威胁。这一事件成为曾国藩人生转折的外部背景，促使他后来奉旨办团练，组建湘军，走上“以书生治军”的道路。

1852年

曾国藩于咸丰二年奉旨出任江西乡试正考官，赴江西途中得知母亲江氏去世，遂按制丁忧回籍。据资料显示，他在湖南湘乡老家守制期间，太平军已攻入湖南，围困长沙，湖南各地动荡。清廷因八旗绿营不堪用，命各地在籍官员办团练以自卫。湖南巡抚张亮基等邀请曾国藩出山协助。曾国藩起初犹豫，据其书信所述，他担心书生不知兵，但最终在郭嵩焘、刘蓉等友人劝说下决定出山。这一决定标志其从文官向军事统帅转变。

1853年

曾国藩于咸丰三年初在长沙开始组建湘军，以“团练”名义招募湘乡、宝庆等地农民，编练成军。据资料显示，他采用明代戚继光兵法，强调营制、训练与思想教育，以儒生为将领，如罗泽南、王錱、李续宾等，士兵则招募朴实农民。湘军初期在长沙与绿营发生冲突，曾国藩移驻衡州练兵。他制定《湘军章程》，注重水师建设，并筹饷于湖南、江西等地。湘军不同于国家经制兵，属于地方武装，其兴起改变了清代军事格局，也为曾国藩赢得“中兴名臣”地位奠定基础。

1854年

曾国藩率湘军于咸丰四年出师，发布《讨粤匪檄》，以捍卫名教、保卫孔孟之道为号召，动员士绅支持。据资料显示，湘军初战靖港失利，曾国藩愤而投水，被救起；随后湘潭之战获胜，扭转局势。同年湘军攻占武昌、汉阳，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但清廷因忌惮汉人掌兵，不久改授兵部侍郎衔。湘军水师在田家镇等战役中重创太平军。此年战事反复，曾国藩在军事上经历挫折与胜利，其“屡败屡战”的精神成为后世传颂，也反映湘军逐渐成为对抗太平军的主力。

1855年

曾国藩于咸丰五年在江西与太平军作战，遭遇湖口、九江之败，水师被太平军分割，座船被俘，曾国藩再次投水被救。据资料显示，此役太平军将领石达开、罗大纲等指挥得当，湘军损失惨重。曾国藩退守南昌，陷入困境，江西饷源不足，与地方官员矛盾加深。他仍坚持整顿军队，等待转机。此阶段是湘军最艰难时期之一，曾国藩在军事、财政、人事上均面临巨大压力，但其坚韧与组织能力使湘军得以保存，为后来反攻积蓄力量。

1856年

咸丰六年太平天国内讧，天京事变爆发，东王杨秀清被杀，北王韦昌辉、燕王秦日纲等相继死于内斗，翼王石达开出走。据资料显示，此事严重削弱太平天国实力，清军趁机反攻。曾国藩在江西闻变，调整部署，湘军逐渐收复失地。同年湘军攻占武昌、汉阳等地，湖北局势好转。曾国藩因父曾麟书去世，于同年回籍丁忧，一度离开军营。但清廷因战事需要，命其夺情起复，曾国藩于次年重返前线。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也为湘军最终胜利创造条件。

1858年

曾国藩于咸丰八年奉命办理浙江军务，后改援福建，但主要精力仍在对付太平军。据资料显示，湘军将领李续宾、曾国华等在安徽三河之战中阵亡，湘军精锐损失惨重。曾国藩闻讯悲痛，调整战略，强调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他提出“以上制下”方略，主张先取安庆、芜湖等上游要地，再图天京。此时期他与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合作，形成湘军集团。清廷对曾国藩既依赖又防范，其官职时有升降，但湘军已成为镇压太平军的主力。

1860年

咸丰十年，清军江南大营被太平军攻破，张国梁、和春等败亡，清廷不得不更加依赖湘军。曾国藩被授两江总督，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江南军务，驻节祁门。据资料显示，他在祁门期间处境危险，太平军多次逼近，但他坚持不退。同年他提出“借师助剿”之议，后演变为与外国势力合作。曾国藩还保荐李鸿章组建淮军、左宗棠组建楚军，扩大镇压力量。两江总督地位使其掌握东南财赋与人事大权，为湘军提供稳定后方，也标志其成为清朝东南半壁的实际支柱。

1861年

咸丰十一年，湘军攻占安庆，太平军守将叶芸来等战死。据资料显示，安庆为天京上游门户，其失守使太平天国陷入被动。曾国藩移驻安庆，设幕府，广揽人才，如容闳、徐寿、华蘅芳等，开始筹办洋务。同年咸丰帝去世，同治帝继位，慈禧太后发动辛酉政变，清朝政局变动。曾国藩被加太子少保衔，统辖苏、皖、赣、浙四省军务。他推行“厘金”等筹饷办法，支持湘军作战，同时关注西方技术，其洋务思想逐渐成形，为后来洋务运动埋下伏笔。

1862年

同治元年，曾国藩坐镇安庆指挥湘军围攻天京，命曾国荃率军进驻雨花台，李鸿章率淮军赴上海，左宗棠率楚军入浙江。据资料显示，湘军与太平军在雨花台展开长达数十日的激战，太平军李秀成部未能击退湘军。曾国藩同时与外国势力合作，李鸿章在上海借助洋枪队。此年曾国藩还创办安庆内军械所，试造轮船，据资料显示这是中国近代较早的官办军事工业之一。其洋务实践与其“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一致，标志其从传统儒臣向洋务派代表人物转变。

1864年

同治三年，湘军攻破天京，太平天国运动失败。据资料显示，曾国荃部于七月攻入天京，洪秀全已于此前病逝，幼天王洪天贵福等出走后被俘杀。湘军入城后大肆烧杀抢掠，天京遭受严重破坏。曾国藩加封太子太保、一等毅勇侯，赏双眼花翎，达到个人权势顶峰。但清廷对其功高震主有所忌惮，曾国藩主动裁撤湘军，以消除朝廷疑虑。他随后北上督师剿捻，并处理天津教案等事务。天京陷落标志太平天国运动终结，也奠定曾国藩“中兴名臣”地位。

1865年

同治四年，曾国藩奉命北上剿捻，接替僧格林沁督办直隶、山东、河南军务。据资料显示，捻军为活动于皖北、苏北、山东等地的民间武装，善于流动作战。曾国藩采取“以静制动”“画河圈地”等策略，但效果有限，后因师久无功被清廷改派李鸿章接任。同年他与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据资料显示该局为中国近代最大军工厂之一，生产枪炮、弹药、轮船等。曾国藩还支持翻译西方书籍，推动洋务教育。此年其军事角色逐渐让位于洋务与政务。

1867年

同治六年，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驻节江宁（南京）。据资料显示，他在任内整顿吏治、恢复经济、兴修水利，并继续推动洋务。他支持容闳提出的派遣幼童赴美留学计划，后于同治十一年实现。他还与李鸿章、左宗棠等合作，推动近代工业与海防建设。曾国藩在江南地区修复战后创伤，减轻赋税，安抚民生，同时处理教案与外交事务。其治理注重儒学教化与实用结合，有观点认为他是“理学经世派”的代表，其施政对晚清东南社会恢复有重要作用。

1868年

同治七年，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驻节保定。据资料显示，他在直隶任内整顿吏治、清理积案、训练军队，并关注民情。直隶为京畿重地，总督地位显赫，曾国藩在此任上处理多项政务。他还与总理衙门合作，参与外交事务。同治九年，天津教案爆发，法国领事丰大业等被杀，列强施压。曾国藩奉命处理，最终处死多名中国人、赔款并派使道歉，引发朝野不满，其声誉受损。有观点认为他在处理教案中过于妥协，也有观点认为他是在国力孱弱下不得已而为之。

1870年

同治九年，天津教案发生后，曾国藩由直隶总督调任两江总督，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据资料显示，曾国藩在处理教案过程中承受巨大压力，其“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之语反映其矛盾心态。回任两江后，他继续推动洋务，支持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等。他还关注海防，提出购买外国军舰等建议。此时期其身体渐衰，但仍坚持政务与治学。曾国藩晚年对清廷腐败与列强侵略有深刻忧虑，其书信与日记中多有流露，有观点认为其思想已从“中兴”转向对制度问题的反思。

1872年3月12日

曾国藩于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在两江总督任所江宁去世，享年六十一岁，谥号“文正”。据资料显示，他去世前仍在处理政务、读书写日记，其死因或为中风等疾病。清廷追赠太傅，入祀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并在湖南、江苏等地建专祠。曾国藩一生著述丰富，包括《曾文正公全集》《家书》《日记》等，其思想影响深远。有观点认为他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推动者，也有观点批评其镇压太平天国与处理教案的立场。其门生李鸿章、左宗棠等继续推动洋务运动，形成晚清“中兴”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