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公元130年

曹娥出生于会稽郡上虞县（今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其父曹盱为当地巫祝，擅长祭祀仪式中的歌舞。据《后汉书·列女传》记载，曹盱常在祭祀活动中表演“婆娑乐神”，即一种带有宗教性质的舞蹈。东汉时期，会稽郡地处东南沿海，水网密布，当地民众多以渔业为生，同时保留着浓厚的巫觋文化传统。曹娥自幼聪慧，以孝行闻名乡里，其家庭背景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密切相关。有观点认为，曹盱的巫祝身份可能使其家族在当地具有一定声望，但具体细节因史料有限难以考证。

143年五月五日

曹盱在舜江（今曹娥江）上主持迎潮神仪式时不幸落水身亡。据《会稽典录》记载，当时正值端午汛期，江面风急浪高，曹盱在船上进行祭祀舞蹈时失足坠江。由于水流湍急，尸体迟迟未能找到。东汉时期，端午节的民俗活动已初步形成，包括赛龙舟、祭祀水神等，曹盱的仪式可能与此相关。学界常见观点认为，巫祝在祭祀中落水而亡的事件反映了当时水上活动的风险性以及民间信仰与自然力量的紧密联系。此事直接引发了曹娥寻父的孝行。

143年五月五日 ~ 143年五月二十二日

曹娥在父亲落水后沿江痛哭寻父长达十七日。据《后汉书》记载，曹娥“沿江号哭，昼夜不绝声”，最终因体力不支投江而死。五日后，曹娥的尸体抱父尸浮出江面，乡人视为神迹。这一事件发生在东汉顺帝汉安二年，当时社会推崇孝道，官方设有“举孝廉”制度，民间孝行故事广泛流传。有学者认为，曹娥投江的传说可能受到当地水神崇拜和孝道文化双重影响。据地方志资料，后世为纪念她将舜江改名为曹娥江，并立碑建庙以彰其孝。

约144年

上虞县令度尚为曹娥立碑纪念，并命弟子邯郸淳作诔文颂其孝行。据《世说新语》注引《会稽典录》，度尚先让魏朗作碑文，后见邯郸淳所作更为出色而改用其文。这一事件发生在东汉儒家孝道思想盛行的背景下，地方官员通过表彰孝女来推行教化。邯郸淳所作的《曹娥碑》以隶书书写，文辞凄美，被誉为汉代碑铭佳作。有资料显示，此碑后来被称为“孝女曹娥碑”，成为东汉碑刻的重要遗存。据传东汉文学家蔡邕曾访碑并题“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字隐语（意为“绝妙好辞”）。

151年

东汉桓帝元嘉元年，度尚迁丹阳太守，曹娥的故事随之在更广范围内传播。据《后汉书·度尚传》记载，度尚因平定盗寇有功得到升迁，其在地方推行教化的政策也受到朝廷认可。这一时期，曹娥的孝行被纳入官方话语体系，成为儒家伦理教育的典型案例。有学者认为，曹娥故事的广泛传播与东汉中后期地方官员的“清议”风气有关，孝行表彰是官员政绩的重要体现。曹娥碑所在地逐渐成为文人墨客凭吊的场所，促进了孝文化在江东地区的深化。

宋代

曹娥被纳入国家祀典，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敕封曹娥为“灵孝夫人”。据《宋史·礼志》记载，宋代对前代孝子孝女普遍进行追封，曹娥因东汉以来的广泛影响力位列其中。这一时期，曹娥庙经过多次修缮，成为浙东地区重要的祭祀场所。有资料显示，王安石、朱熹等宋代文人曾到访曹娥江并留下诗文。学界常见观点认为，宋代对曹娥的敕封反映了理学思想对孝道文化的强化，民间也出现了以曹娥为原型的戏曲、说唱等文艺作品，进一步巩固其文化象征地位。

1936年

近代学者对曹娥碑进行考古与文献研究。据《绍兴县志》记载，当时保存的曹娥碑为宋代元祐八年（1093年）由蔡卞重书刻立，原东汉碑刻已佚。1930年代，鲁迅在《朝花夕拾·后记》中提及曹娥投江故事，反映了近代对传统孝道的反思。有资料显示，曹娥江边的曹娥庙历经多次重建，现存建筑主要为清代风格。学界对曹娥故事的历史真实性存在讨论，部分学者认为其可能融合了当地水神传说与孝道教化需求，但东汉碑刻的存在表明核心事件具有历史基础。

2008年

曹娥孝德文化被列入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据浙江省文化厅文件，曹娥传说和相关的祭祀活动作为传统伦理文化的代表受到保护。上虞区每年举办“曹娥孝文化节”，包括孝星评选、学术研讨等活动。有观点认为，当代对曹娥文化的弘扬侧重于其“感恩”“责任”等现代价值转化。曹娥江沿岸建有孝德园、曹娥雕塑等景观，成为地方文化地标。学界关注曹娥故事在不同时代的解读变迁，从东汉的孝道典范到当代的文化资源，反映了传统道德观念的延续与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