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1206年 ~ 约1227年

铁木真统一蒙古高原各部，建立大蒙古国（Yeke Mongɣol Ulus），被尊称为成吉思汗。这一过程始于12世纪末蒙古高原的部落混战，铁木真凭借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手腕，先后击败了塔塔儿部、克烈部、乃蛮部等主要对手。1206年，在斡难河（今鄂嫩河）畔召开的忽里勒台大会上，铁木真被推举为全蒙古的大汗，建立大蒙古国，并颁布了《大扎撒》作为法典。成吉思汗建立了千户制、怯薛军等军政制度，并创制了蒙古文字。他的崛起彻底改变了欧亚大陆的政治格局，为后续的征服奠定了基础。据资料显示，其军事组织的高度机动性和纪律性，以及广泛使用间谍和情报网络，是其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1211年 ~ 1234年

蒙古帝国发动对金朝的战争，最终灭亡金朝。战争的直接起因是金朝对蒙古的压迫政策以及成吉思汗为复仇（其先祖俺巴孩汗被金朝钉死）和掠夺财富。1211年野狐岭之战，蒙古军大败金军主力。此后经过长达二十多年的战争，期间成吉思汗去世（1227年），其子窝阔台继任大汗。蒙古联合南宋，于1234年在蔡州（今河南汝南）攻灭金朝。此战使蒙古控制了华北地区，获得了大量人口、工匠和先进技术，为日后进攻南宋和经略中原提供了跳板。同时，战争导致华北人口锐减、经济严重破坏。有观点认为，蒙古采用“借道宋境，联宋灭金”的策略，也为后来的蒙宋战争埋下了伏笔。

1260年 ~ 1264年

忽必烈与其弟阿里不哥爆发汗位争夺战争，史称“阿里不哥之乱”。1259年，蒙哥汗在攻打南宋钓鱼城时去世，忽必烈在部分宗王支持下于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即位，而留守漠北的阿里不哥则在哈拉和林被另一些宗王拥立。双方爆发内战，主要战场在漠南和河西走廊。1264年，阿里不哥势穷投降。这场内战是蒙古帝国走向分裂的关键节点。忽必烈的胜利，意味着统治重心向汉地转移，采用汉法（即中原王朝制度）的路线得到巩固，但也导致了其汗位在传统蒙古宗王中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加速了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伊利汗国等四大汗国的实质独立。忽必烈此后将统治中心定于燕京（后改大都）。

1271年

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正式定国号为“大元”，这标志着元朝的建立，蒙古政权从一个大汗国转变为承继中原正统的王朝。此前，忽必烈已于1264年将燕京定为中都，后改称大都（今北京）。定国号是忽必烈推行“汉法”、确立中原王朝正统地位的重要政治举措。他同时建立了一套融合蒙古旧制与金、宋等汉地制度的中央集权官僚体系，如设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等。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其疆域空前辽阔。据资料显示，国号“元”的选择，既体现了对中原文化的接纳，也包含了“起始”、“宏大”的蒙古语意涵，是一种政治文化上的融合象征。

1274年 ~ 1281年

元世祖忽必烈两次发动大规模渡海东征，意图征服日本，史称“元日战争”或“文永·弘安之役”。第一次（1274年，文永之役）出动蒙、汉、高丽联军约3万余人，一度登陆九州博多湾，但因台风和日军抵抗后撤。第二次（1281年，弘安之役）规模空前，分东、南两路大军，总计兵力可能超过10万，战船数千艘。元军再次登陆九州，遭遇日军顽强防御。同年八月，一场持续两天的猛烈台风（日本称“神风”）摧毁了大量元军船只，元军损失惨重，被迫撤退。两次征日失败消耗了元朝大量国力，影响了其对东南亚其他地区的经略，也巩固了日本镰仓幕府的统治。有观点认为，远征失败与元军内部指挥不一、舰船质量（部分为匆忙建造的平底河船）不适远海航行有关。

1279年

元军在崖山（今广东江门新会区南）海域彻底击败南宋残余力量，南宋丞相陆秀夫背负幼帝赵昺投海殉国，南宋灭亡，元朝完成了全国的统一。此战被称为“崖山海战”。元军主帅张弘范（原为金朝汉人，后降蒙）率水军围攻宋军，宋军虽众但战术失误，最终惨败。据称战后海上浮尸十余万。崖山之役常被视作华夏古典时代终结的象征性事件。元朝的统一结束了自唐末以来长达数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建立了包括今中国、蒙古高原、西藏、云南等在内的庞大帝国。统一后，元朝推行行省制度管理辽阔疆域，促进了各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但四等人制（蒙古、色目、汉人、南人）等政策也带来了深刻的民族矛盾。

1292年 ~ 1293年

元世祖忽必烈派遣舰队远征爪哇（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远征的起因是爪哇满者伯夷帝国崛起过程中，其对手谏义里国王派遣使者向元朝求援并称臣。元军由史弼、高兴率领，兵力约2万，战船千艘。元军登陆后初期获胜，但随后卷入当地复杂的政治斗争，遭到新兴的满者伯夷军队的袭击，损失惨重，最终被迫撤军。此次远征是元朝在南海地区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但以失败告终。它反映了元朝试图在东南亚建立宗主权和贸易影响力的努力受挫。据资料显示，此次远征的另一个背景可能与元朝获取香料等珍贵贸易品的需求有关。远征失败后，元朝在东南亚的武力扩张基本停止，转为以贸易和朝贡关系为主。

1313年

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下诏恢复科举取士制度。元朝建立后，科举长期停废，官员选拔主要依靠荐举和吏员晋升，儒士地位下降。皇庆二年（1313年），在儒臣的推动下，元仁宗决定重开科举，并于次年开始举行会试。元朝科举每三年一次，分乡试、会试、殿试，但规模远小于唐宋，录取名额少，且带有明显的民族歧视色彩：考试科目上蒙古、色目人考较简单的两场，汉人、南人需考三场；名额分配上四等人平均分配，实际上对汉人极不公平。尽管如此，科举的恢复仍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汉族士人的不满，为元朝官僚体系注入了部分儒学士大夫，促进了理学在北方的传播。有观点认为，此举是元朝中期“汉法”改革的一部分，但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其统治结构。

1351年

元顺帝至正十一年，因黄河决口泛滥，元廷征发汴梁、大名等十三路民工共15万人，在2万军队监督下重修黄河河道。工程浩大，工期严酷，官吏克扣粮饷，民怨沸腾。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刘福通等人趁机在河道工地埋下独眼石人，散布“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谶语。当石人被挖出后，群情激奋。五月，韩山童、刘福通在颍州（今安徽阜阳）聚众起义，头裹红巾，史称“红巾军起义”。此举迅速点燃了全国范围内积压已久的对元朝统治（特别是腐败、民族压迫和财政破产）的不满，各地义军纷起，元末农民大战争全面爆发。红巾军起义从根本上动摇了元朝的统治根基，尽管初期韩山童被捕杀，但刘福通等人坚持斗争，并建立了“宋”政权。